雪州苏丹谕令不允许在州内任何县区进行养猪活动,州政府随即表明遵循,并研究以进口猪肉作为替代方案。至此,醖酿多时的养猪场搬迁与集中计划,几乎划下句点。一个在雪州存在数十年的行业,或将走入历史。

王室的考量并非空穴来风。气味、污水排放、河流污染、集水区安全,皆属公共政策必须正视的课题。雪州土地有限、房地产价值高昂,如何在发展、环境与民生之间取得平衡,本就是执政者的责任。首相亦强调,问题核心在于公共卫生与社区接受度,而非种族或宗教。这一表态,至少为纷扰的舆论划出理性边界。

然而,政策的急转弯,仍让业者措手不及。多年来,雪州曾提出集中区与现代化转型蓝图,却因征地、规划与执行迟缓而搁置。

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央政府一方面设下2030年猪肉自给率达90%的目标,提供自动化税务优惠与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主要产区之一却可能退出版图。雪州产量占全国约四分之一,一旦清零,供应缺口势必扩大。

闻到商机,砂拉越已表态扩大出口。同一时间,泰国与巴西的进口屠宰场也获批,农历新年前市场供应无虞。但长远而言,过度依赖外来来源,意味著把价格与风险交由他国掌控。一旦国际行情波动或疾病爆发,国内消费者与产业都将承压。

养猪业的困境,从来不只是环境问题,也折射制度定位的模糊。它被默许存在,却少有清晰规划;被要求守规,却缺乏稳定规则;被指需现代化,却难获融资支持。

当然,环境标准不可退让,社区感受必须尊重。若州内确实难以找到兼顾集水区安全与居民接受度的地点,政府选择进口替代,是一种务实路径。但务实不应等同于放弃本地产业。

一个行业的兴衰,不只关乎猪农生计,也关乎制度的稳定性与政策的一致性。雪州的决定,也许为争议画上句号,却同时提出更大的问题:在发展、环境与多元社会之间,我们是否已建立足够成熟的协商与规划机制?若没有,今天是养猪业,明天可能是其他行业。

真正的终章,不应只是关闭猪舍,而是为公共政策立下更清晰的原则与路径。唯有如此,产业与社会,才能在不确定的时代里,找到可以站稳的土地。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陈仁杰

90后,毕业自马来亚大学环境工程系,现为大学研究助理。闲来无事喜欢思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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