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红包包多少？”、“他那么有钱，给那么少？”、“有没有搞错？才给2块？当我乞丐啊！”每到农历新年，社交媒体上总会出现类似抱怨。有人嫌红包只有2令吉，甚至有人嘲讽“包2令吉是在浪费红包封”。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许多人开始不敢包2令吉，担心被比较、议论，甚至遭到批评。红包的价值究竟由谁来定义？从何时开始，一份祝福需要被标上价格标签？为什么原本单纯传递心意的传统，会让人变得如此小心翼翼？
针对红包习俗，易经导师李易弘解释，红包最早可追溯至中国汉代。当时，人们用红色绳子或布片作为吉祥象征，悬挂或随身携带以避邪祛凶。“到了唐、宋、明清时期，红绳会串起铜钱。”随著纸币出现，红包逐渐演变为今天将钱放入红色封套的形式。李易弘指出，传说“崇”年兽会在除夕夜捣乱，为了保护小孩，人们会放鞭炮、贴红纸、穿红衣，将“祟”吓走。放在小孩枕头下的钱称为“压祟钱”，即后来的“压岁钱”，用来驱邪避灾。红色象征火，具有化煞避凶的意涵，也因此成为新年与喜庆场合不可或缺的颜色。早期的红包重在平安、祝福与祈福，是长辈对晚辈的心意寄托，也带有避邪、纳气的象征。他表示，若生活不顺，可以把红包钱拿出来花掉，有化解不顺的功效，“这是红包真正的意义！”然而，随著时代演进，红包的文化核心逐渐被金钱与社交心理取代。
陈志坤：现代挑战！红包成为压力！
今年是陈志坤第三年派发红包。他笑言，从婚前收红包到如今分派红包，“仿佛进入还债模式”。不过，他表示，看见长辈开心，仍认为这是华人重要传统，希望能继续传承下去。随著时代变化，红包数额也反映现实压力。陈志坤指出，以前“两块钱市场”尚可接受，如今即便是不熟的人，也至少要包五块钱。随著物价上涨，两块钱几乎买不到东西，就连一碗云吞面也要九块钱，五块钱有时也显得尴尬，只能当作讨个吉利意头。家人与挚友则会包得多一些，作为祝福表达。
他坦言，婚前不太在意红包金额，多数会将压岁钱储蓄起来，“压岁钱是要压著的”，至今仍保留过去十年的红包。如今角色转换，开始将祝福传递给下一代。他直言，红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情帐”，若亲友包得较多，自己通常也会以相近金额回礼，“大家生活都不容易，讨个意头而已”。在经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他会选择减少聚会以降低开销，但与家人及关系密切的朋友仍会相聚，不再主动安排过多场合。他强调，红包本质仍是祝福：“金额看个人能力，赚得比较好也愿意给，就多给一点。最重要的是把福气送出去。”
王智生：派红包重在过程！
王智生认为，红包数额应与生活实际需求挂钩。“2块或5块都吃不到一碗面，10块比较合理。”虽然分派红包是负担，但他享受过程，尤其喜欢热闹。近年，他会用游戏抽红包机增加互动，“红包有大有小，看运气，抽到小封也不能抱怨”，这样既保留祝福，又增加节庆气氛。他回忆童年过年家庭人数少，气氛冷清，如今透过红包与活动营造热闹。他强调心意重于金额，“孩子还小，不懂钱的价值，红包主要是意思，让他们感受到祝福”。即便经济压力大，他仍会给父母及亲近的人红包，寓意祝福与心意。对于00后而言，红包更多是象征性祝福，实际经济依赖低。
回归本质：心意比金额重要
李易弘指出表示，红包既是文化传承象征，也是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连结桥梁。若因攀比与经济压力失去温度，就偏离了节庆团圆与祝福初衷。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是现代家庭共同面对的课题。唯有理解红包的历史与精神内涵，将心意回归核心价值，新年的祝福才能真正温暖人心，而非沦为形式与金额的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