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新宝：教育的加大力度和精准打击

昌明大马有六大核心价值，其中两项：一、“通过知识、文化与多元观点，实现经济、社会福祉与可持续性环境。”，二是“以知识与本土智慧为基础，塑造具马来西亚特色的均衡生活品质。”
​学校近来是多事之秋，有霸凌、有坠楼、有性侵、有谋杀，学校“福祉”和学生的“均衡生活品质”糟糕，打脸昌明大马概念。

​育人如若成功，一个耳光也扇不下去，何况捅一刀？但竟然是200刀！死者生命最后一刻的痛苦难以想象，做父母的是馀生每当想起，就要心如刀割的。

​对教育领域方方面面的不认同、不满和批评，不如政治课题的吵闹容易引人关注，且常有掩饰。课程不对，照教；大量老师提早退休，不怕，有生力军；学生数学能力低落，但每年的SPM成绩都靓丽。可以列出和粉刷、硬掰的，还有许多。

​200刀下来，的确来到了最后一根稻草吗？政治人物纷纷到丧府吊唁，前副部长感性说话，首相罕见地马上提出解决方案。

​大家马上想到的：一、禁止16岁以下孩子使用智能手机。二、归还老师鞭打学生的权利。首相受访时还提醒老师要拿捏有度。三、推行品格教育。教育部长真是幸运，新学校课程2027（Kurikulum Baharu Persekolahan 2027）正好派上用场。

​这像极了中学生的作文。老师你要多少个要点，我必有办法列出来给你，然后凑成一篇文章。
​加大力度推行品格教育，结果可能是一如既往，各方必然重新忙一轮，课纲拟定、课本赶印急上架、老师有培训、学生有新目标、步骤要记，补习中心相助力挺，几年后是全国数据漂亮登场。

​要解决教育难题，塑造学校这个小型社会的福祉，让学生有均衡的生活品质，就不能只对学生下手。实验室里的小动物，针头只是对准它们，一针不够的话再补上一针。学生不是实验室里的小动物。教育的对象是人，围绕学生的是父母、老师和社会人士，因此针头和剂量要由他们分担。父母、老师和社会人士的教育观念不对，学生只能是舒服的受害者 --- 犹如热水煮青蛙，最终不是死，是 --- 自以为是。学生立志当网红、一心想离校工作、赚钱、不是早熟，其实是早衰，难道这些都是他们的天性使然？

​问问那些想禁止孩子用手机的父母就知道，那会有多么难办到。13至15岁的学生没有手机就没有群，没有群老师发布功课学生就不知道（老师一觉醒来有校长的新指示；学生也会一觉醒来就有二十道题目要做的）。父母会怪老师怎么需要用手机发通告，老师则怪父母怎么除了沟通用，还让孩子上社交媒体。

​现在是即便学龄前小孩也在安静地看手机了，在咖啡店常看见这一幕。连处在最听话阶段的孩子，父母也早已放弃和孩子互动的美好时机，到了小学，还要怪是手机让孩子不喜欢看书、做功课、上学，看不到“元凶”就是自己。

​我要说的是，该不该让学生使用手机、多少岁是个合适的年龄等，这些都是关心孩子教育的父母、老师会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其实是，父母和老师会如何在孩子面前使用手机，而不是我有什么办法（他们常这样向育儿专家讨教这种秘笈）做到自己可以使用手机，而你却不可以。

​品格教育也是如此。缺乏能力肯定音乐教育的父母，孩子能及早收获音乐熏陶的好处吗？言谈间不经意蔑视清洁工的父母，孩子能自发地展露对人的基本尊重吗？父母对左邻右舍不打招呼，孩子很难体会与人互动的乐趣。老师如果不能“从从容容”地教课，学生应对功课不能“游刃有馀”，学校怎会是孩子的“憧憬“之地、追求学问还真不如聊聊废话、吵闹、捣蛋、霸凌同学有趣得多！

​当教育出现问题，我们应该想的不是加强力度“校正”孩子，我们需要父母、老师和社会人士一起自我提升。不是对某个点精准打击，而是全体总动员营造一个安宁、愉快的学习大环境给孩子。

​很难，是不是？但何不全国的规模由首相、教育部长和整体国家领导人去做好，学校里由校长和老师去做好，家庭的范围，就由父母做好？

​的确很难，不是因为牵涉的人太多、规模太大，身不由己，而是即便个人的部分也很难办好，因为一般父母、老师、社会人士都不善思考。有爱心而不懂得思考，在教育上常常变成“好心做坏事”。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言谈举止如何影响孩子，他们不去留意自己选择看的戏、听的歌、见的人、以什么语气说话、以什么脸色见人、到哪用餐、如何用钱、用多长时间决定家里要安装空调等等都在如何影响著身边的小朋友。如果父母、老师和社会人士持以这些意识和警觉心去关心、思考和实践教育，许多解决教育问题的“大力度”、“精准”方案，如让警员巡逻校园、教师厕所外站岗等，甚至包括品格教育，其实都是可以省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