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赖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长大后却成了我几度想要逃离的地方。
小时候，即使住在花园社区，沟渠里还是可以找到蝌蚪成为玩伴，路边大树掉落的叶子成为与邻居玩家家酒的“材料”，让童年至少还有非一般城市的乐趣。当时，邻近还有许多未开发的地区，橡胶林、石山到处可见，还有好些与大自然、家禽和土地相伴的木屋区。
后来因为“发展”的种种之名，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见证的模样。传统乡村和新村成了“都市更新”的障碍物，于是市政局等机构以“非法木屋区”为标签，将居民驱逐到火柴盒般的组屋。
传统商店老街逐渐被购物商场林立取而代之，人快要连买一支酱油都要开车到老远的购物商场才能买得著。1990年代末金融风暴后，许多零售店如杂货店、家私店在社区商店街逐一倒下，连锁店渐渐成为新进的商店经营模式。
拥挤的花园社区共用几个主要出口，每天上下班都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正能量，才能说服自己眼前的未来一片光明美好。过去二三十年，贫富悬殊的问题严重，治安亮起红灯。
社会应付日夜心惊胆跳的不安全感最佳办法，是自行花钱安装尖利的铁花篱笆封锁两端的后巷，哪怕封住了紧急意外发生时的逃生路口。设立警卫亭、四处装满电眼，围篱为卖点，城市人均以蹲住在城市牢笼里为安生立命之处。
更令人沮丧的是，城市人在城市里生老病死的成本和风险同样高。正是上述种种原因，让我看不见城市人在这座城市的未来出口，如何活得自在、从容而有尊严，而开始对这一座城市意兴阑珊，更确切地说，是吉隆坡。
可是，我不是像某个城市研究的传统学派，眷恋过去乡村的生存样态，而对空间规划有一种挥不去的怀旧。眼看著某种固定的城市样态，依样画葫芦地四处复制，我们怎么可能将它们连根拔起，回到过去呢？
追根究底，城市若以人为本，也一样可以友善迷人。如何从宏观和中层层次监督相关单位如何规划城市空间，如前一阵子再次闹得沸沸扬扬的《2020年吉隆坡发展大蓝图》，是我们可著力之处。
另一个办法，则是记录城市常民的日常记忆。在城市的面貌不断被消费和商业价值改头换面时，累积地方记忆和文化史是为这座看似支离破碎的城市恢复它原本就在那里的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可能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