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顾到你多少?是不是?”一句平淡却沉重的话,出自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口中,久久回荡不去。在医院的一次偶遇。一对年迈的老夫妻前来复诊,老婆婆左手拄著拐杖,右手吃力地推著坐在轮椅上的丈夫。她自己行动已显吃力,却仍坚持亲力亲为。年岁已高、体力衰退,他们仍只能彼此扶持,走完就医这段路。
在过去,“养儿防老”曾是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在今日高龄化、少子化的趋势下,这样的期待越来越难以实现。许多长者面临的现实是:孩子可能在外地工作、无法请假、或根本分身乏术。看诊、拿药、回诊……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对某些长者来说却是一道道无形的障碍。
当孩子无法陪伴,谁来守护老后的就医路?
有鉴于此,近年来社区中逐渐兴起一项新兴服务——陪诊。
所谓陪诊,是由专人协助病患完成整个就医流程,包括挂号、候诊、医病沟通、领药,甚至陪同返家,这不仅解决实际问题,也为许多无法亲自陪伴父母的子女,提供一种安心的选择。其中,邓志乐(Sven Tang)——也就是本地首位“出租大叔”,就是这波趋势中的先行者。
邓志乐于2017年开始经营“出租时间”服务,原本以承接各类劳力与生活支援任务为主,如跑腿、采购、搬运等。直到两年前,他接到一位朋友的紧急请托,开启了陪诊服务的契机。
“那时朋友的老师突然脚痛,年纪大又行动不便,无法从住家底层走楼梯出门去看诊。朋友便找我协助,先帮老师上楼,再送她去附近的私人诊所。”
邓志乐回忆,那是他第一次“非正式”地从事陪诊任务。不久后,这位老师的女儿也因为工作需开店、难以分身,多次委托他陪母亲回诊、看牙,甚至陪她搭车前往新加坡探望老朋友。
这段经历,让邓志乐深刻体会到:“陪诊并不只是实体陪伴,更是心理的支持。”

尤其对于行动不便、视力或听力退化的长者而言,看病不只是身体上的挑战,更是资讯与流程上的断裂。
“我父母年纪也大了,我当初辞职当出租大叔,一方面是为了掌控时间,一方面也是想陪他们去看诊。”
他说,长辈们去的话,除了语言不通,年纪大了也容易错过叫号,或者听不清楚医生的说明,甚至不知道去哪里取药,这样的体会,成了他正式推出陪诊服务的契机。
然而,在初期推广时,邓志乐也曾碰壁。
“询问的人很多,但一听到报价就不了了之。”
他坦言,很多人对“请陌生人陪父母去看病”仍有疑虑,加上费用结构尚未普及,导致服务接受度不高,直到这两年情况才慢慢改变。
“今年开始,陆续有接到一些陪诊的单子。感觉经过这几年的变化,大家开始接受让陌生人陪诊的概念了。”
他的观察也反映了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变——长者的陪诊不再只是家庭责任,而是一种需要被外部支援的社会服务。
诊员,不只是陪诊
谈起印象最深刻的陪诊经历,邓志乐不假思索地说,陪伴父母看诊,是他人生中最深刻的陪诊体验之一。
“虽然这不算正式的‘案件’,但却让我重新思考‘孩子陪诊’与‘陌生人陪诊’之间的差异。”
他已经定期陪伴自己的父亲回诊多年,也在不同阶段陪母亲走过多次医疗院所的就诊过程。最忙碌的时候,一个月甚至有四到五次诊次,从大医院的泌尿科、眼科小手术,到社区诊所、政府诊疗中心,几乎跑遍各层级的医疗体系。
“我对就医流程已相当熟悉,也从中学习到很多。”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完成眼科手术后,医生宣布她完全康复、不需再回诊的那一刻。
“那一刻,我真心感受到,能陪伴他们走过这段路,是一种幸福。”
在接待陌生人的陪诊案中,最近一位客户让他印象特别深刻。
“一位脸书上的朋友委托我陪她父亲去政府诊所抽血并送回家,这看似简单的任务,对她来说却帮助极大。”
那位朋友不仅当场额外给了小费,事后还希望邓志乐能长期负责她父亲所有的回诊安排。第二次陪诊时,遇到医生需要过去病历资料,他立即打电话与她联络,协助顺利解决问题。
回程途中刚好遇到客户的姐姐回家,两姊妹同时关心父亲的近况,让邓志乐深刻体会到:“请人陪诊,不是不孝,而是一种体贴的选择。”
不论是陪伴自己的父母看诊,或是替他人执行陪诊任务,他始终坚信,能陪父母看诊是一种幸福。
邓志乐感性地说,年龄、病痛、时间的流逝,是我们无法阻挡的,但陪诊让他能在父母的老年路上,留下陪伴的痕迹。
“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回应——回应他们当年对我无条件的照顾。”
当他接受他人委托时,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父母,“他们同样值得被尊重与细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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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享一段令他印象深刻的陪诊故事,一位小姐姐透过面子书联络他,请他陪父亲前往政府诊所回诊。
“还记得当我见到伯伯时,他穿得整齐,手里还拿著小本子,仔细记下想问医生的问题。”
邓志乐回忆道,伯伯大约70多岁,听力不佳,行走也略显吃力。
“我伸手扶他,他笑著说:‘麻烦你啦,真系唔好意思。’”从家里到诊所的路上,他们慢慢走著,轻声聊天。伯伯说,他以前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退休后最难适应的就是“太安静”的生活。“一个人太安静,会乱想。”他说,“有时一天都没开口说话,连自己的声音都快忘了。”
到了诊所,挂号、量血压、看诊、领药,整个流程耗时约两小时。对年轻人而言,这或许只是例行公事,但对伯伯来说,这是一段漫长且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光,包括有人帮忙听医生说明,协助理解药物指示,还有人一路陪他慢慢走回家。
“回到伯伯家楼下时,他握著我的手,轻声说:‘谢谢你陪我,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一刻,邓志乐更加确信,他所做的是一份有温度的工作——不只是陪人看病,更是陪他们度过一个有人听、有人懂、有人在的上午。
这些经历也让他明白一件事,照顾别人之前,自己也要先照顾好自己。健康、财务自主、身心灵稳定,这些都是为将来老去时预作准备的基础。“如果有一天我们也需要被照顾,也能负担得起适当的陪诊与协助,减轻家人的压力。”
陪诊,是务实的孝顺
很多人常会觉得,不陪伴就是不孝顺?但针对这个说法,邓志乐的回答很坚定:“不会。”
他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或时间去做这件事。有些人工作排不开、有些人身在外地、有些人经济压力大。不陪诊,不等于不孝。”
陪伴父母看诊这件事,他自己做了很多年,也很珍惜这样的时光。但他明白,这是他的选择,也是基于他当下的生活状况所能负担的付出。
“能陪诊,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能力范围内的孝顺。”
相反地,当他接到陪诊的委托时,从来不会认为这些子女是不负责任的,反而更觉得他们是有心、有安排,愿意花钱请人协助父母,这本身就是一种孝顺的表现。
事实上,很多长辈其实也怕麻烦子女,不愿耽误孩子上班或休假。请一位陌生人协助,有时反而让他们心理负担更小、行动更自在。
“陪诊,对我来说,是一种务实的孝顺方式。”
它不是家庭责任的替代,而是当家庭有空缺时的一种补足。让孩子安心工作,让父母安心就医,这样的安排,比起强调形式上的陪伴,或许更符合当代家庭的需求。
“不在身边,也可以有心”,这正是陪诊服务背后最温柔、最贴近现实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