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发生于台湾的长荣大学锺姓女学生遭性侵杀害案，近日因最新判决再次引发舆论风暴。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于1月29日作出更二审判决，认为凶嫌不构成预谋杀人，且仍具教化可能，因此改判无期徒刑，而非先前三次判决所判处的死刑。
这项判决不仅在台湾引发热议，也在马来西亚网络社群中掀起激烈反弹。许多网民直觉反应是愤怒与不解，认为如此残忍的案件，若未判处死刑，便等同于纵容犯罪。然而，若讨论只停留在“该不该判死刑”，恐怕反而会简化了这起案件所涉及的司法与社会问题。
凶嫌真的“逃死”了吗？
首先，有必要澄清部分媒体与舆论常用的“凶嫌逃死”说法。台湾司法制度采取“三级三审制”，即地方法院、高等法院与最高法院三层级审理，在最高法院作出最终裁定前，结果都尚未确定。
本案之所以进入“更二审”，正是因为最高法院认为先前高等法院的判决存在瑕疵，因此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此次更二审判决同样仍可上诉，而根据报导，高雄检察署已决定提出上诉。在法律程序尚未走完之前，便断言凶嫌已“逃死”，无论在法律或事实层面，恐怕都言之过早。
“情节最重大之罪”的高门槛
相信不少民众在阅读相关新闻时，都会看到“情节最重大之罪”这一词句。法院指出，凶嫌最初的犯罪意图为劫财劫色，是在被害人反抗与呼救后，因恐慌、害怕事迹败露而痛下杀手。尽管行为极其残忍，但法院认为难以认定其在事前即具有明确、蓄意的杀人预谋，进而难以构成“情节最重大之罪”。
法官之所以如此强调“预谋”，并非刻意为凶嫌开脱，而是源自2024年台湾宪法法院针对死刑所作出的重要判决。该判决明确指出，死刑只能适用于“情节最重大之罪”，即“直接且故意杀人的极严重犯罪”，不仅需造成被害人死亡，也必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确的杀人意图。
此外，即便符合上述条件，法院仍须综合考量犯罪动机、目的、手段、行为人的悔意与教化可能性等，确认犯罪情节确实属于最严重的情形，才能判处死刑。这正是本案改判无期徒刑的法律背景。
无期徒刑，真的等同于纵容吗？
部分舆论因此批评台湾“保障杀人犯”，甚至形容台湾是“杀人犯的天堂”。然而，这样的说法，恐怕低估了无期徒刑的实质惩罚性。
根据现行法规，无期徒刑受刑人必须服刑至少25年，才有资格申请假释，而申请并不必然会获得批准。更重要的是，台湾的监狱并非乐园，长期服刑绝非易事。无期徒刑并非轻判，而是一种长期剥夺自由的惩罚。
当然，对受害者与其家属而言，再多的制度说明，都无法抚平失去至亲生命的伤痛。社会的愤怒并非没有正当性，但问题在于，这份愤怒最终应当指向什么。
社会安全，不只靠“处死凶手”
有人认为，唯有处死凶手，才能确保其未来不会再危害社会。然而，回顾本案，也不禁令人反思：若警方在首次接获通报时能更迅速、更谨慎地应对，悲剧是否有机会被阻止？
这起案件提醒我们，社会安全的建立，并不只依赖刑罚的严厉程度，更取决于制度是否周全、执法是否到位。若将所有期待都寄托在“国家应该杀死凶手”，反而可能掩盖了国家本应做得更好的地方。
身为一般民众，我们可以做的，是理解判决内容和背后原因，思考如何让社会更安全，以及国家在事后能提供的协助。各种无意义的攻击与谩骂，则是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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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SEDAP智库研究员，关心民主发展、选举、经济发展等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