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便认识到美国经济有过度服务业化，特别是过度金融化的缺陷。这个缺陷使美国领导人认识到再工业化的重要。
只是认识归认识，在执行方面却不很积极。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则表现得更积极，只是当时比较针对中国，认为美国去工业化的祸首是中国。2025年再度上任后，其再工业化的议程就更全面与激进，其针对的对象已不限于中国，而是全世界。
毕竟，美国的多数贸易伙伴国均长期对美出现贸易顺差，如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越南等国均是对美贸易的大顺差国。
说起来，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便长期出现贸易逆差。之所以，主因在于美国经济的高度服务业化和金融化。许多知名的大制造业者，均把经营重点从制造业转向金融化，如通用电器等。这与美式股东资本主义有直接关系。这类型股东资本主义偏重短期收益，甚至是季度表现，而不去考虑及长远的企业与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营学界也大力鼓吹企业瘦身、外包、大砍员工，专注于高回酬低成本的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思路，鼓吹大企业要专注于产品设计与销售，而把制造的环节，尽可能外包，如外包给中台等制造商，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这种经营方式也的确为企业大减成本，大增收益，只是其代价之一则是美国企业的空洞化，不仅削弱美国的整体制造业能力，也减少了许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和减少政府税收。
这个空洞化趋势自1980年代以来便已日趋明显，只是有趣的是，多数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这是好事。
因为主流教科书是推销自由贸易思想，主张自由贸易可提高全民与全球的生产力与福利。这是件双赢的大好事。迄今，主流经济机构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依然持有这种思想，主张自由贸易是利大于弊。而且，美国推行自由贸易不完全出于经济考虑，而有其全球战略考虑，如用贸易巩固盟友对美国领导全球的支持。
欧盟、日台韩等也从这战略思考中大获好处。此点最明显地见之于奥巴马政权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TPPA），即为了围堵中国，美国愿意进一步开放其市场给盟国。这也是何以从2008年以来，美国再工业化计划效果不彰的主因之一。
只是，特朗普则是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思路，对特朗普而言，自由贸易或跨太平洋协议等战略构思，均是不切实际的构想，也损及美国的现实利益。对他而言，美国优先就是先考虑美国当前的现实利益。他对民主、人权气候变化等课题也没有兴趣。他甚至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以满足美国优先的目标。这种偏重现实与当下实利实惠的政策思路，就引发出关税战略政策。
短期利益优先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本国短期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政策，完全不谈理想理念，只要求现实的实利实惠，是种土豪式的在商言商的商人本色政策。他不仅要求盟友及非盟友加大对美国的购买与投资，也要求撤销对美国货物的非关税障碍。这样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也给人一种霸气凌人的观感，只是特朗普也不在乎他国的观感，他甚至要求日台韩等对美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便加速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
日台韩靠的是高科技制造业起家与脱贫致富，假设真的被逼对美进行大规模高科技投资或多或少会在本国出现制造业空洞化的现象。特朗普不仅要求对美投资，还要求雇用美国人而不是派日台韩的员工到美国服务。这个要求就难免对生产与出口低增值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言，对等关税的打击可能会较小。毕竟，那些低增值产品不是美国适合生产的。硬要在美国生产只会造成严重通货膨胀与政府垮台。
只是对有意要升级的中等收入国如大马言，打击就较大，大马要升级入高收入国，产业升级是必要途径，而高科技制造业更是重要升级工具。若高科技产业出走，难免会妨碍升级的速度。这就逼使得日台韩领导人很为难。这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
假设特朗普的要求真的全面得以实现，依靠高科技制造业脱贫致富的经济体将难免出现制造业空洞化与脱富返贫的趋势，情况就如美国过去的去工业化后果一样，跨国大企业可能有办法应付这个要求，只是去工业化经济体与人民就可能要承受莫大的损失。他们得从其他领域如服务业寻找替代出路。
中高收入国如大马，得另谋替代出路，如以本土资源为基础的生物科技产品，农业或服务业。半导体与电子产品虽是大项目，可也可能是受到美国对等关税打击最大的对象。大马会否出现加速的过早去工业化是可值得注意的课题。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是个商业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国的超大型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关税战或多或少会削弱这些跨国企业竞争力，使他国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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