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仪：法律应该一视同仁

一名前《自由今日大马》（FMT）记者在一场讲座中措辞不当，提出了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敏感问题，引起网络上的愤怒情绪。网民不止对该名记者进行舆论上的围攻，更有人起底当事人资料，进行骚扰和恐吓。随后当局援引《煽动法令》扣留该名记者进行调查，使得事件进一步在网络上发酵，引发巨大争议。除了有人持续针对该名记者进行攻击之外，也有人发出了疑问：一次措辞不当，怎么就触犯了《煽动法令》？
 
当事人与攻击者皆触法

武吉安曼刑事调查部总监拿督古玛发文告表示，该名记者与本月12日在一场讨论公共论中，向英国政治家乔治加洛韦提问时，以马来西亚种族情况于巴勒斯坦课题做比较。不可否认，这样的提问确实缺乏敏感度，其提问框架也理应接受检视与批评。《煽动法令》第4(1)条文中就明确指出，说出任何具有煽动性词语属于触法行为。拿督古玛同时也在文告中强调，警方将对任何制造恐吓及敌意的人士采取坚决行动，并依据现行法律彻查。这代表不只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包括后续在网路上对其进行辱骂、威胁、恐吓、起底的网民，皆有可能触法并受到调查。

“警方也建议民众，在公共场所或社群媒体上发表任何声明或内容时，始终保持理性负责的态度。”这是文告中的原文。

笔者认为，若大众能理性地针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当言论进行批评和提出看法，那我们不该给言论自由加上任何枷锁。但在整件事件发酵过程中，当事人遭到部分网民“起底”、骚扰、恐吓与威胁，甚至其教育背景与统考身份也被刻意牵扯进来，大做文章。这种行为本身，也是赤裸裸地制造对立、挑起矛盾、加深社会裂痕，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虽然截至截稿为止，笔者仍未看到有任何网民在这件事情中被警方传召或逮捕的新闻，但警方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任何制造仇恨的言论都属于“煽动”范围，警方会严正看待。那如果是政治人物发表了容易引发社会或舆论对立的话呢？

到底标准是什么？

翻开报纸，新闻种类繁多，涵盖政经文教。新闻年年有，个个不一样。但在这些截然不同的事件里，却总是会出现几次相似的“剧情”：某个政治人物跳出来说一些很容易引发种族、宗教、政党支持者或者不同群体之间对立的言论。有时候可能明明只是一个民生问题，却会被引导成政治问题；或者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被引导成种族课题。笔者不禁想问，每当这种引战言论出现以后，为什么没有人被传召问话？

在FMT记者措辞不当的事件里，也有不少人站出来为当事人说话。大部分的观点认为，在当事人已经公开道歉，且因这件事辞去记者身份的情况下，不应将其拘捕。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发文告表示，在当事人已有悔意，且表示愿意配合警方调查的情况下仍然遭遇扣留，这样的做法明显具压迫性，亦属于执法过当。前首相署（法律事务）部长拿督再益依布拉欣也批评警方反应过度，他认为对方并非臭名昭著的种族煽动者，也没有发表长篇大论煽动他人。虽然措辞不当导致许多人感到不适，却不足以导致公共骚乱或种族冲突。从上面两位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大众对于《煽动法令》的触犯标准，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在我国政坛，偶有政治人物发表争议性言论已是司空见惯。言论越来越没有下限，却始终没有触及《煽动法令》的底线。所以大家都认为煽动法令应该是一部适用于更严峻、更极端状态之下的法律，不会因政客们的几句口水战就轻易动用。然而，当一名记者同样发表了一段言论，却在已经认错道歉且遭遇网暴还丢掉工作的情况下仍然被捕调查，依据还是《煽动法令》，这就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法律应该是一视同仁的。若对待政治人物宽容，那对待民众也应该宽容；对待民众严苛，那对待政治人物也应该同样严苛。所以如果政治人物可以坦然拿起麦克风高谈争议性言论，那一名记者就不该因为一句措辞不当的提问而被捕。当事人甚至有公开道歉认错的行为，这是许多政治人物不曾做过的。

别让言论自由带来痛苦

回到我们一般人的视角，我们也不应忽略警方在文告中提到的这句话：警方将对任何制造恐吓及敌意的人士采取坚决行动。对一段言论表示赞同或反对，和恐吓、谩骂、威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件事。我们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应照顾他人感受，让大家能在不同的意见中产生头脑风暴，开拓个人视角，提升个人素养。而不是让对方在排山倒海的情绪字眼中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看不到大家对事件的看法，没有观点的激荡，只有情感碰撞。就算不提过度的情绪输出有可能导致触法，也要考虑言论自由这项权力，究竟是带给我们无尽的痛苦，还是不断的进步。

总言之，笔者认为真正考验一个社会是否成熟的，不在于它能否容忍完美无瑕的表达，而在于它如何面对不当、笨拙甚至令人不适的言论。其外，法律理应一视同仁，执法标准也必须清晰一致，不能因身份不同而有宽严之别，更不应在舆论压力下选择性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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