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科学和文明，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都是西方人创造后通过航海、贸易甚至战争，单向输出到全世界。
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廉斯博德（Rens Bod）教授在他的知识史研究中却提出，像“西方从来不是知识的唯一输出国。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其实是殖民时代硬套上去的滤镜”。
如果把视线放宽到全球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的智慧，一直都是世界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和累积出来的结晶。
很多西方教科书喜欢把“科学精神”和“全才”归功于古希腊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但早在欧洲近代科学萌芽之前，世界其他地方就已经诞生了极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与综合型天才。其中，中国宋朝的科学全才沈括在提出研究成果时，就比达芬奇早了近四百年。
北宋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他的《梦溪笔谈》里展示出的跨学科能力，完全不亚于后来的欧洲思想家。就连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也称他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沈括在太行山看到石头里的螺壳化石，立马推断出那里以前是大海，后来陆地抬升成了山脉。这个“海陆变迁”的推断比西方早了几个世纪；他最早记录了指南针存在“磁偏角”（即指南针指向的并非正南方），这一发现直接推动了后来的全球大航海；他发明的“隙积术”和“会圆术”，将高阶数学公式运用到了天文历法和工程建造中。
在古印度，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学者波尼尼（Panini），为梵语写了一本精密的语法书。他把语言拆解成一套像“电脑编程代码”一样的严密规则，其逻辑形式化程度在当时的欧洲根本无法想像。在中世纪，阿拉伯学者不仅保存了古希腊文献，还开创了真正的实验光学（如海什木）和现代社会学雏形（如伊本赫勒统）。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很多养分正是从阿拉伯译本和学术成果中吸取得来。
荷兰学者廉斯博德强调，要“去欧洲殖民化”（Decolonizing），首先得搞清楚欧洲近代到底是如何崛起的。
传统观点认为，欧洲因为自身某种独特的“理性基因”，所以自然而然地通过殖民扩张向全球输送文明。但博德的研究却指出，欧洲近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对全球知识的“大集采”与“吸血”。欧洲在搞大航海和殖民扩张时，不仅抢夺金银、物资和土地，更大量吸收了美洲土著的草药学知识、印度洋地区的航海图表、中国的高级技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经验。
欧洲之所以能一飞冲天，是因为它恰好处于这个“全球知识大网络”的汇集中心。但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殖民主义宣扬下，欧洲人把自己搜集、整理全球知识的过程，包装成了自己独创知识并恩赐给全世界的英雄事迹。
话又说回来，强调欧洲不是唯一知识输出国，并不是要否定西方近代科学的划时代成就，而是还原历史。
不管是沈括看化石推演地质，还是波尼尼用规则剖析语言，追求真理、探索规律是所有人类文明共同的本能。人类知识的积累，从来就不是某一个高高在上的文明单向往下施舍，而是各个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累积出来的成果。
总而言之，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加真实、多元且平等的全球文明史，就必须彻底放下欧洲既是世界中心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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