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再度兼任财政部长之初，舆论并非一面倒看好。有人担心权力过于集中，有人质疑改革是否只是政治语言的包装，也有人认为，在财政赤字、补贴沉重、制度信任受损的现实下，再有经验的政治人物也难以力挽狂澜。
然而，随著令吉逐步回稳与资本市场情绪改善，国际社会对大马的叙事出现转变。越来越多人开始发现，那个曾被誉为“最佳财长”的安华，正在现实中重新证明他的治理能力。
早在九十年代，安华在财政改革、制度建设与宏观管理上的表现，已在国际金融圈留下深刻印象。当年的他强调财政纪律与透明的管理制度，这些理念在当时并不讨好所有人，却为国家经济奠定了稳健基础。
令吉近期的回稳与走强，正好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马币汇率不是靠口号支撑的，它反映的是市场对一个国家方向与治理能力的集体判断。
令吉表现的改善，固然有外部环境的配合，但更重要的是，市场看到一个不再回避财政现实的政府。例如，补贴不再被视为不可触碰的政治禁区，公款浪费与财政漏洞被公开点名，财政纪律重新成为政策语言的一部分。这些讯号并非立竿见影，却在无形中重建了外资对国家经济管理的信任。
不少人把令吉走强简单归因为“美元走弱”，但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若只是美元因素在起作用，令吉的表现理应与其他亚洲及新兴市场货币大致同步，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无论是相较区域内多种货币，还是放眼其他新兴经济体，令吉近来的表现明显更为稳健，甚至跑在前列。这说明市场并非只是被动抬升非美元资产，而是在主动区分各国的政策质量与治理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完全抹去安华政府的努力，把令吉走强全数归因于外部环境，无疑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也低估了国内政策对市场信心所产生的实质影响。
团结政府实行的补贴改革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长期以来，燃油补贴被视为不可触碰的政治必需品，任何调整都可能引发反弹，但政府仍选择从最具争议性的柴油与汽油补贴著手，推行以MyKad身份识别为基础的精准补贴机制，让补贴不再无差别流向所有使用者。透过明确的资格认定，补贴回到马来西亚人民身上，也同时压缩了非公民使用廉价燃油，跨境套利及走私滥用的空间。
反贪
与此同时，反贪行动也逐渐被纳入制度修复的整体脉络之中。近期调查触及军方高阶军官与大型采购体系这一向来被视为敏感，甚至不可轻易触碰的领域，释放出制度不再默认某些权力结构享有豁免权的信号。是的，当公共部门中涉及巨额资金与长期合约的环节开始接受审视，社会看到的不是猎巫，而是一种试图纠偏的治理姿态。
值得注意的是，安华在推进经济与财政改革的同时，也把触角伸向政治制度。提出限制首相任期，无疑是一项高风险却极具意义的改革。在一个长期被权力集中困扰的政治环境中，主动为最高权力设限，就是一种罕见的自我约束。对市场与社会而言，制度的可预期性，往往比个人魅力更重要，而这正是支撑令吉长期稳定的重要基础。
财政改革与制度改革，其实是一体两面。若没有制度保障，财政纪律只能依赖个人意志；若没有财政理性，制度承诺也难以取信于人。补贴合理化、反贪行动、首相任期限制拼合在一起，勾勒出一种整体治理方向的转变。
当然，改革不是没有代价的。补贴调整会引发不满，反贪会被质疑选择性执法，任期限制更可能削弱短期政治操作空间。但真正有智慧的领导，并不在于回避风险，而在于是否愿意在知道代价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对国家长期有利的道路。
因此，令吉的回升，不仅仅是安华个人荣耀的回归，而是一种良好治理模式的反映。
当财政重回纪律轨道，权力逐步回归制度本位，市场信心也随之重新汇聚于令吉之上。
而安华所谓的“最佳财长”光环，映照的并非个人声誉的再现，而是国家治理方向逐渐校准与发展步伐重新走向正轨的生机。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