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10月中发表的报告，预期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其中发达国家为1.6％；日本1.1％；新兴市场（如大马）4.2％；印度6.6%及中国4.8％，略低于2024年的3.5％。
这些不同的增长率反映了不同的发展程度国家与地区的中长期趋势。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会偏低，而新兴市场（如越南）会较高。只是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个例外。过去20多年来，美国的增长率却较其他发达国高；此点可在2000年到2024年发达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中一窥究竟。
在2000年，美国的GDP为约14兆美元，到了2024年已剧升到约29兆美元；可日本同期却是5.7兆与约4兆，不升反降。其他发达国如德国、英国、法国的升幅也有限，如德国是3.4兆到4.7兆，其他发达国的升幅更低。
整体而言，在2024年美国的增长率是2.8％，欧元区是0.9％，预计2025年美国是2.2％，欧元区是1.2％，为何美国增长率会较其他发达国高？
一种看法是美国虽然是发达国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可其劳动力市场较欧元区灵活，且人口老化程度较低，进而言之，美国也盛产石油与天然气，土地、能源通讯、物流、融资成本都较低，这是美国要搞再工业化的优势。约言之，美国是个更富有活力的经济体。
尽管如此，由于是发达国，潜能已被挖掘到七七八八，除非有特定因素起作用，否则也很难究破到3％或以上的增长率。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限制。
至于中国，在2000年的GDP约6兆美元，2024年是约18兆美元。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中的印度，其GDP在2000年是约1.7兆，世界排名第七；2024年则是3.8兆，排名升到第5，预计在未来几年会超越日本、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甚至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为另一个越级大国，主因之一是印度人口年轻，且处于人口增长期；当然若不能有效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人口过多也可能成为负担。毕竟，印度没能更早搭上全球化列车错失了借外力加速增长的机会。尽管如此，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印度在未来10年依然可能维持约6％年均增长率。
至于中国进入2015年后，已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有可能维持到2030年代，之后其年均增长就可能从约4％下跌到3％。之所以原因当然多重的，如已失去人口红利、人口老化、全球竞争激化等。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永远保持高速，如1950-60年代欧洲与日本，在进入1980年代后，增长率便显著下降；同理，亚洲四小龙在进入1990年代后也从高速进入中速增长，近年来更是从中速进入低速。
据此而言，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就中国在2015年后进入新常态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周期（即景气循环所致）；有人认为是因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中国中央出台4万亿人民币刺激政策，外加上地方政府也有样学样，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库存过多，举债过高等消极作用。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应该说，这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阶段性的转换时期，即使没有房地产危机或早或晚也会从高速进入中速，而后再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毕竟，其他国家皆是如此，中国岂能例外，更何况中国人口老化也在加速，其实不仅中国，其他中高收入国如泰国、大马也已进入这一阶段，面对中高收入陷阱的挑战，即便能成功进入高收入国，也将是较低的高收入国，而不会是日台韩式的水平。因为后有来者，越南、印尼、孟加拉、印度等都会加剧竞争，使泰国、大马等成功转型升级。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一旦错失1970-80年代的黄金时期，就船过水无痕了，更何况，美国还要搞再工业化，从而加据了高科技制造业的升级快速道。
就中国而言，由于经济与科技已发展到一个高度，加上国内市场够大，还有可能透过自主开放，自主创新突围。从发展的规律来看，一国的发展通常会出现以下的阶段性变化，即初期靠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等推动增长；之后就得靠提高效率与效益来推动增长；然后再进入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阶段；只是创新说易行难，而且成本高，成功率难以保障。
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适合的条件，特别是当一国进入未富先老的阶段后，国家资源的配置偏向社会福利而非生产性投资，如年度财案中，会有更高比重的资源用在行政支出而非发展支出。外加上，在台湾竞争激化政治人物陷入民粹化竞争，从四面加剧了政治福利化与福利政治化的趋势，要搞货真价实的改革恐怕更难，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新挑战？中国、大马、泰国都不约地转向强调靠内需驱动增长；只是大马与泰国的家债已进入高占GPD80％以上高水平（台湾、韩国更高），公债也居高不下，要靠内需推动增长创造体面就业人口，确是个难关。
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大谈结构性改革，中国还谈经济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只是能实现多少就让时间来证明。在大马公务员在劳动人口的占比偏高，就是难搞的结构改革。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