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雄飞认为在17-18世纪时，已有零星的天地会成员落难到南洋。直到槟城、新山、和新加坡的烈士的禄位和坟墓被发现后，学者才肯定落难义士虽不能燎原，其数目却也可观。联想之一是他们曾借会馆和庙堂为壳，以设立附属性的健身部和醒狮团。蔚成风气后，应亦有自创的授徒武馆。
当地正当的华人公司，为要严控每年涌入的上千的待顾劳工，舍武术人才其谁？因应需求可是促使会党产生的一种可能性。另一招更有效，且妙不可言的，是将计就计：公司本身营造出影子帮会。这拟制帮会的障眼法，另文再谈。
武术馆和醒狮团招收门生从严，都必得遵循特定的入会和拜师仪式。研究该时代华人秘密结社的，既忽略了武馆的存在，便难以著眼于它们的各类仪式；它可是个了解公司与武馆共生关系的密码。要是设馆的教头就是那批避难义士，他们耳熟能详的营运方式应就是天地会的制度。这可说明为什么一直来外界都张冠李戴，把正当的商贸公司，和受雇的武术馆混淆在一起，视为同一体。
更微妙的是,那些华人大公司如义兴,被发现曾举行天地会的反清复明的入会仪式。前文提过莱佛士的文书亚都拉，和后来的华人护卫司司长毕麒麟，在19世纪都亲眼看到过这类仪式。后者还自认加入了“义福”的帮会，亲历其境。窃以为他加入的应该不是做生意的公司，十九是武馆---采用天地会仪式、附属于义兴公司的义福（会）馆。帮会怎会让殖民高官加入呢？那不就等同引狼入室？他的继承人史德龄，也有类似的雾里看花的境遇。
义兴馆与公司的差别
我开始对帮会这课题发生兴趣时，几乎和其他学者一样，对官载有关帮会资料，照单全收。过去翻阅图片时，因赶时间，多囫囵吞枣。这次再翻阅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所出版的史德龄珍藏的天地会资料，已比较细心。该珍藏资料中最令人兴奋的乃是一张志上“洪门入会”仪式的图片。在其道场进口处上端嵌上的匾牌是“义兴馆”，而不是“义兴公司”。有差别吗？有。
根据萧一山的大英博物馆资料，十倍多于之前出土的天地会文献，所有十多张的天地会道场的画面，没一道场在进口处出现有“义兴馆”的牌子的。
以下所列会社的名称，是取自史德龄的珍藏图片。我们不妨试试看一般人对华人结社，若雾里的花，到底知多少。所用符号“/”，乃指“附属于前者”，或“另名为”：
义兴公司/义兴馆（公司是有董事的）；义兴公司/广福馆；义福公司/义福馆/义福会馆；松柏公司/松柏馆；海山公司/海山馆（不在典藏资料内）；存心公司/存心会馆/存心社/存心；松信公司/洪顺堂（加盖“洪”字和“反清复明”印章）；增龙公司（注明“大霹雳务边”）；复兴公司；建德堂（无“公司”铭记）/大伯公（无“公司”铭记）；锦富堂（善后、福利、互助性质）义兰堂（性质同上）；永全堂（同上）；英福堂会；和胜馆；英福馆（注明“石叻”，即现新加坡）；洪顺堂；洪义堂。
另有一张收据，抬头横贯为义兴公司，中间垂直印著的是义福会馆。为了查考冠有“义福”的社团，个人曾翻阅了何炳棣的中国会馆史、王日根（2014年）的中国老会馆著作里所提及的会馆名称。在各省，包含两广，并没有冠上“义福”这名称的地、血、语，业缘的组织。
非皆政治意图
记忆中，吴华记载马、新会馆名称的三卷里，以及林孝胜的新加坡会馆一文里，好像也没有冠“义福”两字的社团。如那是天地会海外堂口的名称，目前个人暂无法查考。我们不妨把义福公司视为一间商贸招募公司。若义福会馆不是真正的地缘会馆，仅是借义福馆来巧立名目，十九它是受聘于义兴公司的一家武术馆。
以客家人为主轴的“海山”，仅见公司、馆，却没地、血、语群所组成的会馆。另外，槟城的“存心”有以社，以会馆、和公司为名的组织，但一如义福会馆，该些社团记录里也查不出冠其名的血、地、语缘的组织。窃以为，社可以是公司内附设的互助社，而会馆可是另一障眼的武术馆。
若能把上述各类结社的性质和创立年代分辨出来，再给它们串联起来，预期所得的结果，应是继社公庙烈士禄位后的一个重要发现。
这不也正说明天地会神话和故事的被采用，在民间仅是一种惯性，甚至是取巧的行为？采用者并不一定具有实质的政治意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