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年迂回发展，独中复兴运动中的悲情、激情、豪情，感情早已沉淀了下来。在时势变迁，人事更换，思潮交替，政治转型冲击下，今日独中与华教正由此而衍生诸多问题中。这里我提出其中两项问题的关注和看法。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有关独中品牌问题。我们当然肯定统考文凭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广受国内外大学承认，独中生源近年来也有增加趋势。然而，我们注意到，教育领域早已成为今日世界一门新兴跨国无烟赚钱行业。为了争取更多生源，这些大专学院入学条件也不断在调整，甚至以学生就读学校成绩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入学标准之一。显然，面对竞争，建立独中本身品牌已越趋重要。
至于独中生源增加，关键不是因为民族教育，而是出路和学风作为主要考量。目前，世界各国对在政治、外交、经贸、科研、教育方面的双语人才需求愈加殷切。而恰恰在近年来国立中学回归到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单元教育，校风也亦趋败坏，致使更多家长学生转而报读校风相对好又以双语教学的独中或是私立国际学校，尤其是后者，更是一枝独秀，春笋林立。
突破单元教育束缚
马来西亚是多元社会国家，东、西方多彩文化汇集地。她原有的完整英文教育体系和巫、华、印中小学基础教育，本来比其他国家在培养多语人才方面拥有更优越条件，加上资源丰富，国无天灾，早应成为多彩文化风情和热带滨海雨林风光交融的旅游胜地，经贸粮农、科研教育和服务业等领域强盛富裕国家。只可惜种族主义的当权者把我们这些全都赔了上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当权者都是巫英双语能力强者。在位政治领袖们在煽情推销马来文单元教育的同时，却静悄悄地将自己儿女和巫裔精英保送到国外接受英文教育。
只要稍作调整，华社强力捍卫，华文国中原本具有成为一个多元社会教育蓝本的条件。种族政治和华教人士的意识形态敌视使它错失发展契机。《南洋商报》1998年2月18日社论“董教总与国民型中学”一文提到：“董教总一直忽略国中问题，国中学生常以‘华社弃儿’自嘲，令人闻而心酸，这是董教总领导政策有严重偏差所致，这一点无庸讳言。”当然，马华食言于“华文国中有1/3华文教学时间”的承诺，难辞其咎。
独中在办学方面从一开始就有相对自主权。很不幸的，在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现实环境中，在民族教育和意识形态偏误下，独中也不自觉地掉进另一种形式的单元教育陷阱里去。显然，在一个多元种族国家，这已不是单纯的母语教育问题，而是在强调学习母语教育的同时，如何设计更具包容性的办学方针，将华文融合到教育主流里去，让各族认同，除了马来文必读必考科外，还有法定报读其他母语或语文的自由选择基本人权，在促成我国双语教育体系方面作出贡献，突破单元教育思想束缚，取得母语教育和面包之间的平衡。过去40年，独中也同样错失这种包容性平衡性的发展契机。
另一方面，独中从一开始就强调数理科目水平的提升作为独中办学亮点，把理科班当成是学校的“精英班”，把文科班当成学生进不了理科班后的“次等选择”，无形中与人一种观感，认为文科班学生是“非精英普通学生”而影响学生心理情绪。学校也不自觉地把办学重点放在精英理科班而忽略了对文科班学生的重视和培育，错失了培养文科系和双语人才的机遇。其实，对文科系、理科系和双语人才培育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同等重要。
“华文学校”的定义
然而，我们在独中复兴初期就开始对双语教学一直争论不休，浪费我们太多宝贵的、有限的资源。今日独中，又已逐渐回归到独中复兴前各自为政时代，各奔前程，各自设计办学方针，与40年前独中复兴初期所订立的“四大使命六大办学方针”渐行渐远。
有怎样的华文学校，就有怎样的华文教育。但是，谁来定义什么是“华文学校”？如果以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被定义为“华文学校”的话，则华文国中，大部分独中、新纪元、南方、韩江学院都不是“华文学校”。
展现民族精神内聚力
很多独中实行“双考试制”，即以SPM或剑桥文凭为主，统考为次。因为这些独中学生在高二时考获SPM或剑桥文凭后，通常都会选择不修完高三就离开独中直接到国内外念大学。尤其是东马的27间独中，更是以英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我们如何为“华文独中”下定义？
今日独中仍然面对40年来周而复始的资金、师资、学生素质、学生源竞争、办学方针、教学媒介语、人事倾轧、专业管理等等困境，显示今日华教正面对深层次结构性危机。在现实情况下，怎样的独中才算是“华文独中”？
我们要建立起怎样的独中品牌，正是当下我们要迫切和深入探讨的一个大方向问题。
我国华文教育能走到今天，历尽两个世纪风雨，由多难兴校到多难护校，充份体现了华人对儿女教育的重视，先辈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执著。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内聚力民族特性的展现。而董教总则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87年，成为华教统领和向心力中心。
1973年的独中复兴运动，1975年的统考实行，1968年至1982年的创办独立大学事件，1980年的华小3M制计划事件，1985年的综合学校计划事件，1987年教育部当局委派不谙华文老师任职华小高职事件等等，都是这种民族内聚力和董教总向心力的具体展现。民族内聚力特性往往是在华人受到外来强烈压制下在危急关键时刻作出的极地集体反弹。这种内聚力和向心力的展现在1987年达到高潮，导致106人在“茅草行动”中被当局援引“内安法令”逮捕。当然，内聚力和向心力是相辅相成的。向心力是一个统领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层必须要有诚信，没有私心，不卑不亢不屈精神，和有所担当的领袖风范。当事件发生时，群体才会有所依托，内聚力才会有所汇集，发挥它的力量。
1973年之前，华教组织与华校之间基本上各自为政，既不互相排斥也甚少互相交往。1973年独中复兴运动打破了这个格局，由胡万铎领导的霹雳州筹募独中百万元基金活动催生了独中工委会，9间独中组成了一个联盟。霹董联会在胡万铎接任主席后，成了华教组织和华文学校的统领机构，向心力中心。
胡万铎以霹董联会主席身份组团对全霹雳华小进行考察，了解实况，加强了华教组织与华校之间的联系。很快的，在林晃昇和沈慕羽引领下，董教总成了华教向心力中心，催生了全国独中工委会和华小工委会，形成了一个全国华教组织联盟，体现前所未有的团结景象，也同时成就了董教总“第三势力”民间政治压力集团。在1970年代过后的历届选举中，董教总言论对选民具有一定投选取向影响，进而在不同深度和广度地影响选情。
华文国中沙漠中孤行
在这个过程中，胡万铎、林晃昇、沈慕羽、陆庭谕等华教领导的领袖风范起著关键作用。但是很不幸的，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华文国中排斥在外，拆散了华文教育未来的一个整体，致使本来是华文教育体系其中一环的华文国中在沙漠中孤行，忽略了对数以百万计华裔生的华文教育关注。
40年后的今天，这些华文国中和国民中学华裔生成为今日华社的主流。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对华教的认识和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著我国华文教育未来40年大方向，我们必需对此作出反思和应对。
1982年董教总“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加入民政党决策，自破本身“第三势力”武功，政治影响力日渐式微。2008年新纪元风波后，董教总的向心力正在溃散，华教组织各自之间，董教总、董联会、华教组织、华小、华文国中、独中三个板块，相互之间的联盟正在瓦解。董总与教总交恶，董总与华教组织的分道扬镳，独中之间的貌合神离，华文国中和华小，变质危机，掺杂著有人利用文革式意识形态评争以遂私利，一些华教组织领袖风范的缺失，正在严重冲击华教组织的向心力，影响内聚力的凝聚。华文教育将何去何从？我们正面临一次比独中复兴运动更大的考验。
（本文节录自张树钧之《胡万铎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