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的民主版图上，做为三权分立的司法机构偶尔会发出穿透黑暗的强光，照亮那些长年被掩盖于制度阴影中的秘密。吉隆坡高庭在11月5日对两宗“强迫失踪”案，即玻璃市社运分子安里仄末（Amri Che Mat）与牧师许景城案件的裁决，就是如此一次光照。高庭判决不仅要求警方与联邦政府赔偿，更要求重启调查，并定期向总检察署报告进展。这不仅是人权与法治的一次胜利，更是对渗透国家体制内“深层政府”（deep state）发出的一次道德审判。
这两宗案件之所以具有非凡意义，因为这并非一般的失踪案件，而是被视为国家体制内有组织的对异见者系统性惩罚。在这两宗案件中，法官不接受警方惯用的“失踪人口”分类，而是明确指出，这是有计画、有组织、并具国家机构参与特征的“强迫失踪”。
法官在判词中强调，警方错误地将安里案列为普通失踪，其实案情显示这是一场受权力指令驱动的绑架。警方不是“查无进展”，而是“选择不进展”。这种制度性的遮蔽，正是深层政府将意志转化为基层“小拿破仑”式恶意执行例证，法庭的判决如同一记重击，揭穿了多年的黑暗。
在许景城牧师的案件中，高庭也判政府需从2017年2月13日许景城被掳走当天算起，每日支付1万令吉，直到寻回他为止。这项前所未有的裁定，也象征司法将强迫失踪视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当法庭以“恶意行使公共权力”与“严重的压迫”来形容事件时，也撕开了那个在体制深处运作的权力网络。
安里仄末是在2016年11月24日晚上，从玻璃市加央家里驾车出门后，至今音讯全无，其驾驶的车子则在离家25公里处的工地发现，但有目击者指出，一批乘坐四轮驱动车的人士包围安里仄末，并掳走了他。在这之前，安里仄末被指在玻州推动什叶派传教活动，而我国官方伊斯兰教主要遵循逊尼派教义。
至于，许景城则是在2017年2月13日于八打灵再也开车时，在光天化日下被数辆车子包围，之后遭这些车上下来的蒙面人掳走，而许景城之前则被指控向穆斯林传教。除了安里仄末和许景城外，在那段期间，也有另3名社运分子失踪案件，其中两人为牧师夫妇。一般相信他们的失踪与他们积极的传教活动和关注相关案件有关。他们的行动挑战了国内长久以来的“宗教政治界线”，触碰了深层政府最不愿被撼动的核心，即意识形态的垄断权。
暗势力
所谓“深层政府”，并非虚无的阴谋论，而是一种现实存在的隐形体系。希盟政府于2018年上台后不久，就指出他们饱受暗势力的包围，使到改革政策难于推进。这个由政府内部一些官僚，如来自安全部门、情报组织公务员，以及强势的宗教政治势力交织而成的权力网络，以“维护稳定”、“保护信仰”或“国家安全”为名，执行那些不被法律允许、却被政治默许的任务。
因此，强迫失踪案件背后，反映的不仅是警方失能，更揭露出政治与宗教联手的隐形国家暴力网络。当某方的信仰与思想超越既定框架，这个网络便以“消失”作为惩罚手段。这种“消失政治”的残酷，正体现在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名字里。
高庭此次判决堪称司法独立的一次高光时刻，但同时也暴露了体制局限。法庭虽然下令警方重新调查，但负责调查的权限依然要回归到存在疏忽、渎职、违反法定职责的警队，要如何摆脱警方结构性弊病，实际上可从近年来警队对警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 (IPCMC)设立的抗拒，显见一般。
尽管，代表政府的总检察署表明会对判决上诉，但高庭这次判决的历史意义在于，追责国家的行为，这是司法对深层政府的一次正面反击。无论如何，制度改革仍任重道远。正义不能止于金额上的赔偿，更必须体现在防止悲剧重演的制度建构上，譬如警队必须被纳入更严格的问责体系，而人权保障应回归国家议程的核心。
最终，大马深层政府从来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渗透于执法、宗教与政治之间的暗力量。如今，其阴影被司法之光部分照亮，但这道光能否扩散至每个角落，让马来西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