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12日讯)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教授指出,研究华人民间中元普度的渊源,会发现其源头很古老,拥有不止一个源头,节庆文化反映中华文化必需整体包含著儒、释、道的完整性,成全三教通过融入节日的载体对话互鉴与相互成全,因此节日的原意是在推进教化和反思,既能丰富信仰,也是指向人间教育。

他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拥有慎终追远和祭厉求安的传统,到了儒家出现之后,儒家对先秦文化作出了总结与诠释,这一传统也在儒家的价值系统中得到确定和赋予合理的位置。
“尤其在明朝,《大明会典》中元祭厉的观念,被各地官方府县引用,不论是官方依据儒家礼制举办的设坛祭厉制度,或者是民间祭拜村镇境界无主孤魂的传统,都是基于为死者安魂、使生者安宁的原则,让历史上的所有死难者,不会魂无可归,而是由于受著大众的同情与尊重的祭祀,不再对过去有冤怨和戾气,反过来成为保护当地的先灵。”
“祭祖、祭神、祭厉、化厉为神,皆是来源于儒家《礼记》所承续的先秦传统信仰。目标在敬先人如在,能尊爱怀念已看不见的,就能与同理同情,珍惜眼前和未来”
他补充,中元源于先秦,其后汉代道教的教团,吸纳了固有文化中对天、地、水三界感恩崇拜的观念,形成三界、三官、三元的信仰,完备了以七月秋季的第一次月圆作为特征的中元教义,鼓励个人感受生机转向肃刹的天气时节,而知万事万物都有生死危机,所以有必要感恩先人延续社会给我们。于是中元行善,以忏罪改过作为良知的基础、以尽孝济众作为行德修善的根本,很是重要。从宗教角度延续和教义化了儒家原来慎终追远与祭厉求安的传统。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样要成全而不是否定中华民族强烈的孝道主张与慎终追远,所以《法华》诸章.《地藏本愿经》和《盂兰盆经》、乃至宋代比较流行以《孔雀明王经》超幽 ,结合盂兰盆会的行事,成为教内外对话的主要根据,交融著以孝道作为最首要人际道德的‘百善孝为先’信念,讨论众生普度的概念,形成先秦以后中元信仰与盂兰盆会的交汇对话。民间的中元普度,便是建立在几个对华人文化底蕴影响深远的信仰体系之上。”

王琛发也是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福建闽江学者、广东省海外名师特聘教授及英国暨爱尔兰皇家人类学学会会士。他在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这么指出。
他表示,若能带著宽容的心态去看待节日文化,就不会陷入困扰,重点不在于争议民间各教派作法和仪式是否符合自己心中的纯正和教义认知。反而能更清楚看到,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宗教徒或信仰者的想法能够单纯的完全等同于整个中华文明,欣赏宗教与文明,是一个不断认识与反省的学习过程。
“儒、释、道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之中能够互相交流发展,影响华人的文化及思想至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民间在中元普度活动上对三教传统的相容并蓄,足以证明人们对三个信仰体系都拥有深厚的感情,希望完整继承与认同整体的民族文化,由此折射出三教文化遗产都是渗透在华人族群日常生活层次的文化基因。”

王教授进一步分析,观察儒释道三大信仰体系如何构成民间庆赞中元祭祀礼俗的渊源,会发现有以下共同点,使得庆赞中元活动相容三者的理念。
他说,首先,从先秦儒家总结出感恩祖先的信仰,再从感恩与尽孝出发,演变出相容了佛道两教超拔祖先和累世父母的宗教信念。在一方面,后人是延续了殷周时代向祖先祈福的祭祀活动,但另一方面,同时是将之提升转变为替祖先向神圣或佛菩萨祈福,使得尽孝感恩的道德责任更加的突显,也和终极关怀的方向产生了联系。
“其次,以儒家原有的‘祭厉’安魂概念作为基础,佛、道两教也把救度的立场看待成以人为本又兼顾众生平等。一旦宗教的轮回思想从理论上把六道众生的际遇,看待成个人生前道德修养的因果,就明白死者的痛苦是生者生活方式的延续。如此就必须主张自度度人,在超度死者解脱觉悟的同时,也要超度活人的心灵提升。”
王教授补充,第三,从现世立场出发的祭祖祈求,以及基于恐惧与慈悲的双重心理去照顾孤魂野鬼,都足于构成信仰的内容。但是,当教义发展到以忏罪改过作为重心,即是把祭祀活动上升到从信仰转出良知心识的层次。这样一来,就更进一步贴近〈祭统〉篇“夫祭,教之本也”的立场,提升了原来的祭拜活动的内涵,走向完成修己度人境界、天人相通的主张。
他强调,贯通在中元普度的活动之间,有两大主题思想始终不变。不论是儒家的祭祖或者祭厉,又或者是道教的中元科仪、佛教的盂兰盆会,甚至是民间在三大信仰体系之间任意选择、相容并蓄,中元节的主题依然是围绕在“尽孝感恩”和“忏罪度众生”两个主题,这是信仰,也是人间的教育。

供奉牲礼殷周祭祖和祭厉古礼传承
王琛发教授指出,如果仅根据机械式的戒杀观念去看牲礼,也许会觉得民间自发组织的中元胜会和宗教戒杀观点互相矛盾。最为冲突的是供奉牲礼的做法,尤其是强调三牲齐备,以未煮熟猪羊全身献上,但是这恰好又是对殷周祭祖和祭厉的古礼的一种传承。
他说:“我们鼓励现代素食健康的同时,既不应怪罪古人残忍,也不能作为滥杀和贪吃的借口。”
他表示,古人有牲礼的观念,源于节制肉食,以及以非其礼勿杀,是个除了祭祀需要“牺牲”去确认社会安全,在日常不鼓励杀生的做法。
他补充,古人没有其他测定土地和水源污染的方式,所以这些牺牲以完整露出脏腑,将生命献给鬼神,让人类可以检验环境;过后,牺性的动物,又是以神明代表社会应遵守的价值观,以及神明在保护社会共同需要的“保平安”名义,被分割确保人人分配到至少一片油一块肉 ,应付接下去粗茶淡饭以外需要补充的元素。
王教授告知,过去的农业社会,畜肉只有在重大节日才能吃到,而且必须要农业稳定,才能有充分的饲养家禽家畜的条件。也因此,人们能养出肥壮健康的食用家畜,首先要感恩天地水三界之神灵、祖先的庇佑,也感恩孤魂野鬼相安无事,然后把自己的奉献给神,再以神的名义分给没有的人,不以“慈善”或“施舍”之名凌驾于他人之上 ,也是一种懂得感恩回报社会和照顾平等意识的谦虚。
“把自家最肥壮的性畜及农业收成献给神明,而后又不分贫富分发给所有的人,使到收成欠佳的邻人,以及所有贫穷无依者有肉有油有能力过冬,这就是中国先秦儒经提及的‘分胙’古礼。这样一种殷周古礼流传了下来的习俗,在中元节时犹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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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教授分析,其实,撇开教义与思想的分歧不谈,从中国历朝各地的中元普度所走过的历史,以至走进大马华人社会的中元普度,各教教义到仪式都是重复在展示,宇宙间人不是无意义的出生,死后又一切都没有,而是存在一个死后的世界。这一世界与人间世界是互动的,死者活著以后会有人记得,有人关心。如此,人心才能活得实在。
“这其实也是宣传善恶有报,藉著人们期待灵界和越界的公正,警惕世人的言行。承认了死后世界的存在,又传达了对饿鬼或者是亡魂的普度与慈爱,其中的说法和仪式都在隐藏又传达著更深层的意义,即对死者尚且应好好对待,何况是对在生的人?尤其是对待应尽孝的长辈和周围的亲友,又岂能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