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隆私人执业医生公会（PMPASKL）主席崔耀豪认为，在近期公共讨论中，有声音试图以“药物可负担性”、“便利性”或“海外经验”为理由，推动扩大药剂师在诊断与处方领域的权限，这类论述看似贴近民生，实则混淆概念，容易造成误导。
崔耀豪说，在马来西亚，诊断疾病、制定治疗方案与开立处方属于法定医疗行为，需要医生接受完整的医学教育（如：MBBS、MD）、临床训练、国家认证与持续专业评估，药剂师与医生在医疗体系中本质上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可替代关系。
“因此，必须清楚说明：若任何一方希望承担医生的诊断与处方职责，就必须依法完成医学教育，包括：MBBS，MD学位、实习训练与医疗注册。”
他说，这是法律规定，也是病人安全的底线，而非态度或选择问题。 反之，若试图绕过医学训练与法律框架，以“便利”或“成本”为理由扩大诊疗权限，只会让患者陷入“看似容易、实则风险更高”的处境，最终受影响的将是患者自身，而这绝非医疗体系所能允许的风险。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病人不是制度试验的代价’。”
崔耀豪称，国际经验可以藉鉴，但绝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跳过制度前提来直接套用，因有些国家的制度转型，背后是经过多年立法、监管架构重整、专业责任细分与支付机制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单一行业推动即可实现的。
他提到，今年世界药剂师日以“想健康，想起药剂师”为主题，强调药剂师在医疗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肯定药剂师在药物谘询、慢性病用药管理、药物安全教育及公众健康推广中的贡献，然而却必须坚定指出--医疗安全的前提，是清晰的执业分工与可问责的专业责任。
崔耀豪点出，任何模糊执业界线、弱化处方与诊断专业要求的论述，都可能直接危及病人安全与公共健康。
为此，他们必须再一次明确告知公众：“方便，不等于可以替代医疗行为。”
崔耀豪是就《东方日报》的“八方论见”栏目的《药剂师与全民健康的未来定位》文章所提及的一些观点，做出回应。
他说，他们认可并支持药剂师在这些领域继续深化专业价值，即：长期处方患者的用药追踪、慢性病依从性与用药安全辅导、社区健康教育与预防疾病倡导及在有明确责任划分的前提下参与跨专业团队用药优化，因这些工作既专业、必要、也值得政策支持，但却必须强调服务不是口号，而是系统性工程。
他认为，若未来要将更多药学服务纳入公共医疗或保险体系，必须先完成执业范围立法修订、认证与品质标准体系建立、医疗风险与责任承担框架明确及试点方案及成效循证评估。
“在这些尚未具备之前即推动执业外延，只会引发争议并损害医疗品质。”
他提到，真正以病人利益为中心的医疗体系，必须确保医师负责诊断与治疗决策，药剂师负责药物管理与用药安全，双方专业互补、合作分明，尊重专业、遵守法规、守住边界，就是守住病人的生命安全。
《东方日报》高级记者、专案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