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本国华文教育在独立前已大体上承袭近现代中国之“新式教育”的革新传统，所以性质上乃相对西化、世俗化者，包括在更早前流行的“读经”（儒教经典）已普遍被废除。不过无论独立前后，新式华文学校基本上还是被视为华社的文化“堡垒”或“基地”之一，即所谓“华社三宝”（华教、华团、华文报）中的一宝。
既然作为族群的文化堡垒或基地，履行华教的华校，在华社的集体认知和期盼中便理应发挥保存、传承、发扬族群文化等功能。事实上不少华校，尤其小学和独中的确相当落力地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有关功能。至于改制国中（国民型中学，也简称华中），在种种条件限制和外力干涉下，表现可谓参差不齐，有些与独中不遑多让，有些则根本与国中无异，空有个华文校名，实际上非常被动，遑论传承、发扬，能残存的族群文化元素早已七零八落。
实际上，不仅改制国中，即便华小，因身处国家教育系统之内，时不时也会面对“上头”各种足以干预其作为上述文化堡垒和基地的地位及功能的政策和指令。就算政府里头不是没有华社代表，但极其显然的是华社对于华校的集体认知和期盼，始终无法有效地对政府的相关政策考量及拟定产生预先性影响，反而总是事后得一再而再地与之摊牌、周旋、拉扯、磨合，乃至抗争，以尽可能挽救华校传统以来的定位和作用。
换言之，华社对于华校的共识和期待，乃至想像，恐怕更多只是一厢情愿或“自嗨”而已。口口声声要同时关照、代表华社利益的各级政府，实际上即便知晓、同理如此共识和期待，也不愿或不敢公开认可、接纳之（毕竟有政治风险和代价）。因而，实话实说，本国华教看似局部繁荣、兴旺，甚至足以吸引越来越多非华裔前来参与“受教”，但本质上却从未摆脱困境和危机，华社根本无法稍许松懈，乃至喘口气也。
职是之故，诚如常处于悬崖边或斗兽场那样，本国华教要做到求存、不变质、不异化，同时还能坚守乃至提升其保存、传承、发扬族群文化的功能，实属不易。之所以目前各个华校所能做到的，都可理解为“难能可贵”了。不过，这当然也不能合理化大伙的放慢脚步、安于现状，甚至“躺平”，毕竟处于越来越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诚可谓不进则退，包括文化上亦是。
事实上，与“上头”干预同等严重的是：现代化也显然有开始边缘化各弱势群体语文的现象，在本国即包括华文华语，尤其如在城市地带，更多华社新生代已习惯于应用英文英语沟通和书写，导致华文华语的“去母语化”现象。
这意味著华校要面对更多母语非华语（遑论方言）的华裔生——以及越来越多通常母语自然非属华语的非华裔生，这当然会影响文化的传习。
总之，作为一国之政经文教弱势族群试图挺住本身之文化传统和身份的重要制度，华教必然要经历各种挑战和磨难，这导致其除了必须凑集更多更强的社会资源作为后盾，也得发展出更成熟、合理、先进的论述来彰显其价值和意义（除了华文有经济价值之类）。或许开始反思、探讨中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中的处境和意义，会有助于后者的建构。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