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名医生，不曾是轻而易举的事。除了中学SPM的优异成绩和预科课程的扎实准备之外，踏入医学系后，还需要在五年的课程中刻苦学习，掌握复杂的医学知识与技能。毕业并非终点，而是另一个严格层级体系的起点。
许多人误以为实习医生（housemanship）仍处于“未毕业”阶段，不过事实却恰恰相反，实习医生是医学毕业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随后则是住院医生、专科培训，以及每年为维持年度执业证书（APC）而进行的继续教育与进修课程。这一路程漫长、艰辛，也正因为如此，“医生”这个称号才显得格外珍贵。
在马来西亚，《1971年医药法令》明确规定，大马医药理事会（MMC）是医疗专业的监管机构。MMC的指南指出，毕业于受承认医学学位课程的人，可以使用"医生”作为学术头衔，以表明学历。然而，拥有医学学位并不等同于可在我国合法行医。要获得APC，医生必须完成严格的注册程序，包括累计学习积分、指定工作地点以及遵守年度续证要求。换言之，只有同时拥有医学学位、在MMC注册，并持有有效APC的人，才是真正可以行医的医生。
APC的本质是一道每年必须通过的专业把关机制。制度之所以必须年年审核，是因为社会有责任确保，手握这张执照的人，依然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操守与执业资格。医疗关乎生命与健康，一旦监管失守，行医执照如果只流于形式，原本用来保障病人安全的制度，随时可能反过来成为危害生命的工具。
当然，也必须澄清，“Dr”头衔并非医学专属。牙医、兽医以及哲学博士（PhD）持有者同样可以使用这一称谓。这一点在语言上可能稍显混淆：在中文语境中，我们称医学毕业生为“医生”，牙医为“牙医”，兽医为“兽医”，博士为“博士”，彼此区分相对清晰；但是在英文体系下，这四种行业执行者都使用前缀Dr，因此公众在判断专业身份时，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这也更凸显公众理解制度本身的重要性。
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一个人是否“可以被称为医生”，而在于公众是否有能力清楚分辨谁是具备行医执照的医生，谁不是。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常被提出的问题：如果一名医生在国外取得文凭，或在国外完成注册，是否可以使用“医生”头衔？反过来说，在马来西亚注册的医生，前往国外时是否仍可被称为“医生”？答案并不复杂：没有当地行医准证，当然不能行医；但在学术研讨会、正式会议或专业场合中，基于其专业训练背景，仍可能以“医生”作为称谓。
由此可见，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称呼本身，而是社会是否具备一套清楚、可核实的制度，让公众分辨谁拥有当下合法行医资格。
在这方面，MMC设立的公开注册系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公众只需登入https://merits.mmc.gov.my，输入姓名，即可查到注册号码与APC号码。这个公开注册系统不仅透明，也让每一位医生对自己的执业行为负责。
围绕“医生”头衔的使用范围，社会确实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灰色地带。是否只有当前持有APC的人，才应继续使用这个称号？退休医生、暂别临床岗位者，是否仍适合在公共空间中被称为“医生”？在现行制度下，有些人依法可以使用，却选择主动避免；也有人虽不再执业，社会仍习惯以此相称。这些现象，正反映出制度设计与社会观感之间，还存在需要理性厘清的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也不宜情绪化处理。讨论的核心应回到制度设立的初衷：头衔的存在，是为了表明专业背景，而不是为个人在所有领域的言行背书。当“医生”之名被带入公共论述、商业活动，甚至与医疗无关的领域时，是否可能对公众造成误导，正是社会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医生职业的严谨性与神圣性，不容轻易亵渎。任何冒用、滥用头衔的行为，都是对公众信任的侵蚀，也可能触犯法律。《医药法令》第33条已清楚列明，未经注册而使用“医生”头衔、提供医疗服务或误导公众，皆属违法行为，可被判罚款或监禁。公众若有疑虑，应善用MMC的官方系统查证；若发现涉嫌滥用，也可向理事会举报。
归根究底，医生之所以被社会赋予高度信任，不是因为一个称呼，而是因为背后有一整套严谨的制度、长期的专业训练，以及对生命的敬畏。制度必须守住底线，公众需要具备辨识能力，而专业本身，更不应被滥用或消费。只有如此，这个本应神圣的职业，才能继续赢得社会真正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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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