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世俗国？神权国？还是半世俗国？
从生活事实的角度来看，大马可说是个半世俗或软性世俗国，而不是刚性世俗国或神权国。虽然联邦宪法表明，伊斯兰是联邦宗教，可这是否表明伊斯兰是国教？此外，联邦宪法也表明，这部宪法是联邦的最高法律，而且任何与联邦法律有扺触之处，应加以废除或修改。
只是大马的联邦宪法也有一些自相矛盾，如宪法第8条款表明，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可宪法第153条又赋与土著特殊地位。与此同时，宪法第11条表明，人人有信仰与实践宗教的自由，可其中的第4条又说，政府可控制与管制非穆斯林对穆斯林宣扬其宗教。为何有这样的分条，有人认为目的是为了避免对穆斯林传教引起社会动乱；也就是说，社会安全与秩序比信仰自由更重要。
从实际情况来看，大马的政治与宗教没完全分离，如政府可动用公共资源发展伊斯兰。实则，首相署内便有庞大的宗教官僚体制如伊斯兰发展局（JAKIM），每年的拨款均是好几亿令吉，连柔佛州苏丹也曾质疑为何JAKIM的年度预算可高达10亿令吉？
在大马，马来穆斯林中小学生也得上宗教课，甚至在华小的巫裔学生也得上特设的宗教课；公共广播也得在特定时间宣传伊斯兰；政府也常监督穆斯林的信仰是否有脱离正轨，即所谓的迷途信仰；天生的穆斯林要脱教也是件极困难的事。也难怪大马被列为全球最缺乏宗教自由的国家之一。
做为多元族群与宗教的国家，政府偏重伊斯兰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不同教徒间的教际关系，特别是1970年代后。之所以在于，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会均掀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以求恢复伊斯兰往日的光辉；只是，不同的穆斯林对如何回复伊斯兰的荣光有不同的看法与做法。
主流的伊斯兰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基要主义派（Fundamentalism）主张只有恢复到早期（7世纪）先知穆哈默德时代的做法才可能振兴伊斯兰。说起来，早在19世纪后期，这种思潮便已存在，也曾传到东南亚；只是传统封建王权与殖民政府并不欢迎他们，这一称为新兴派（Kaum Muda）势力也发挥不出来。
1970年代再度崛起的复兴运动派很强调改革（Islah）与再新（Tajdid），在生活方面，他们主张要恢复严格的一神信仰或以教法治国，也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体制均必须教法化，以便穆斯林可实践全面的伊斯兰生活方式。这样的伊斯兰世界才可能有望复兴。
穆斯林社会当权派
不过，在东南亚由于传教是以和平渐进方式进行，因此，伊斯兰教规常与传统习俗信仰并存，实际上，多是一种综摄性信仰（Syncretism），也就是说含有不少可能与正规伊斯兰不一致的成分，如皮影戏的主题或木刻偶像或祭拜地方神灵等。据此，传统综摄性信仰便与正规伊斯兰起了冲突，进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与分裂。
就大马言，传统派（也称为老派，Kaum Tua）在政治下著重忠君思想，而新兴派则通常对传统的忠君思想有所保留。
除了传统派与伊斯兰主义派之外，现代派也是重要的一派，实则，20世纪初以来世俗民族主义派通常成了穆斯林社会当权派。这些世俗的民族主义者通常倾向于学习西方的实用知识与技术，以便建立新独立的民族国家。
这种民族本位思想也多会与伊斯兰主义者主张的教胞主义，即四海之内的穆斯林兄弟的思想起冲突。大体上言，二次战后独立的新兴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掌权精英，如印尼与马来亚的掌权精英都会排挤伊斯兰主义者。问题是，这些世俗民族主义者多无法使伊斯兰国家强大繁荣起来，甚至连一个小以色列也打不赢，这就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发展与壮大空间。
1970年代崛起的复兴运动正是在这样条件下发展滋长他们的口号“Islam is the solution”即伊斯兰才是出路。这里所说的出路在伊斯兰是指先知时代的原始伊斯兰而不是中古时代的伊斯兰，对基要主义者言，中古时期的伊斯兰是不纯的也是导致伊斯兰没落的主因之一。只有不忘先知时代的初衷，伊斯兰世界才可能再次辉煌起来。
现代化穆斯林如马哈迪则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发展起来穆斯林与马来族才会强大繁荣起来。据此，他提出了向东学习口号。马哈迪在1980年代推动的伊斯兰化也偏重有助于发展的伊斯兰价值如追求知识、勤劳、守时、可信赖、有效率、有纪律等价值。早在1983年，他也启动在政府中注入这些伊斯兰价值。
惟从伊斯兰主义者角度看，马哈迪的伊斯兰化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也不是货真价实的伊斯兰化。
此外，自由派的穆斯林则更注重基本人权与个人选择，而不是发展至上或古老的全面伊斯兰生活方式。自由派也常引用《可兰经》中信仰无强制来正当化他们的主张。
不管如何，伊斯兰化的后果之一是，整个伊斯兰社会出现保守化与内向化趋势。这就在多元宗教国家如大马引发了不少不必要的争议，如非穆斯林能否用阿拉这字眼称呼其上帝或未成年孩子改信伊斯兰或改教者的尸体争夺事件。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