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国文——提高最低工资：利与弊（上）

早在去年11月，大马职工总会（MTUC）敦促政府根据2016年国家工资谘询委员会法令在2022年1月1日之前将所有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到1500令吉。自上次2020年2月调整，时距两年已完全符合该法案制定的每两年得因生活成本修订最低工资要求。

今年2月5日，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曾暗示人力资源部已呈交新的“每月约1500令吉”的最低工资建议于内阁讨论，并预计将在2022年底之前实施。同时，他也明确表示这建议尚待内阁批准。

不出所料，在人力资源部长发表声明第二天，大马雇主联合会（MEF）迅速发表文告，警告政府如在今年底前提高每月 1500令吉的新最低工资，将扼杀那些仍因新冠肺炎和近期大水灾冲击影响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其他一些商业协会，如砂拉越油棕种植协会、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等也赞同和呼应MEF说法，指责政府考虑欠缺周详。

就如其他政策，我们得从多角度去探讨提高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影响。雇主和企业商会喜欢引用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闻名的已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之经典推测，即更高的工资导致经济市场减少劳动力需求，引入或提高最低工资将引发失业潮。

然而，时至目前为止，全球许多长期针对最低工资和劳动力就业的研究证据却反驳米尔顿·佛利民这论点。举个例子，过去11年，英国的最低时薪增了50.2%，远远高于通膨率，即从2010年的每小时5英镑93便士（约33.69令吉）增加到2021年的8英镑91便士（约50.63令吉）。同一时期，该国的就业率非但没降，反而从70.1%上升至 75.2%。

切记，新冠肺炎大流行肆虐全球范围内，并非只有马来西亚一国的经济遭殃。2020年，英国经济因这瘟疫萎缩9.9%，而我国的经济也在该年下降了5.6%。值得一提的是，参照前一年的萎缩率相比，这两国于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几乎相同。依据过往20年来关于最低工资影响的30个研究项目的长期评估，英国低工资委员会在2019年得出结论，没任何一项研究显示强有力的证据证实最低工资会导致就业率下降。

迈向一个更公平社会

回观马来西亚，我们自2013年实施最低工资政策以后，我国的就业受雇记录也证实佛利民的担忧猜想乃毫无根据。可是我得提醒大家，如果劳动力市场的性质主要由自雇人士主导，那么最低工资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MEF主席赛胡先赛胡斯曼等商会发言人出于某种原因地忽略了这些事实，并继续宣导他们毫无根据的说法。此外，赛胡先赛胡斯曼表示，提高每月最低工资至1500令吉将迫使许多马来西亚微中小型企业（MSME）结业或将业务转移到其他东盟国家。尽管我同意工资可能是导致一些企业随著大流行瘟疫持续而倒闭的原因之一，当中还包括许多其他因素，如运作成本上升、市场规模缩小等。

另外，基于大多数马来西亚微中小企业生产与销售非利基（niche）价值产品，加上主要服务国内行业与市场，这些微中小微企业不太可能转移到邻国。

此外，东盟邻国的运作总成本远低于马来西亚之论述乃一个任意挑选事实之说。很多东盟城市的运作成本不比巴生谷来得低，举个例子来说，印尼雅加达2021年的最低工资为每月464万1854印尼盾（相当于1355令吉），比我们目前每月1200令吉或1100令吉的最低工资高出12%至22%。

笔者认为要协助受疫情冲击的经济领域，政府得更大力度掏腰包，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如临时性提高商业免税额、降低商业贷款利率、员工薪金休假补贴计划等。这意味著我们纳税人须共赴时艰，在经济复苏后缴付相对更高税收。

鉴于马来西亚的工会力量薄弱，近年来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临时和/或零小时合同就业增长。普遍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收入工人缺乏管道利用集体谈判向雇主要求更合理工资与福利。因此，我们须有更符合生活成本的最低工资政策，以保护辛勤工作的弱势工人。这种政策虽无法大幅度缩小贫富差距，但它可是能逐步建立迈向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