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在提供地理、自然资源、位置和人口等方面的数据下,你须设计一个全新的国家。假设你了解组成这个新国家的社会历史,公民的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以及他们目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这将有助于提供这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它的宪法应如何,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行政首长如何委任以及遴选,以及权力如何分配,需要哪些机构来实现有效运作,以及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甚至,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投入年轻人的教育领域?怎样的机制可提供最佳的医疗保健服务?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将如何建设?有没有哪个阶层的人应该得到特别关注?法治、安全、外交和国际贸易又如何?政府是否也应直接介入商业?总的来说,应该有多少个部门?需要多少公务员?你如何确保他们不滥用权力?

财案涉及哲学观

在如此情境下,你就会思考如何分配资源,创造经济增长,甚至派发“糖果”给人民。你需估计自然资源的收入(这些资源的提取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管制),并考虑对个人和公司征收哪些税。

你可能觉得有必要通过税务的增免来激励某些“好”的活动和惩罚“坏”行为。当然,对于公民的消费和储蓄习惯,以及企业的运作方式,甚至你无法控制的商品和汇率的价格,都会有各种假设。但是你会发现经济学家会帮你做出这些预测。这些都是设计一个国家预算案时,你须思考的东西。

然而,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会如此考量年度预算。只有拥有绝对权力的政治人物,才有这种奢侈的哲学观。对于其他人来说,预算案开始时可能会涉及一些哲学考量:例如低税率或高福利的道德考量,甚至是特定种族群体期望的经济主导地位,但是很快的这一切就会被其他思量优先取代。

不同的考量

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制的国家,领导人都会有要取悦的派别、要安抚的盟党、要吸引的新选民,要让批评者沉默,对潜在的敌人先发制人。因此,预算成为这些工具,我们可以从给予各部门、机构或官联公司的预算中推算出来。

更广泛地说,如果这些要求变得至关重要,那么任何意识形态的基础都完全消失了:在同一个政策中,我们可看到两种不同方向的意识并列,更多的自由化以及更强大的国家控制,有利于增长和倾向依赖的政策,认同绩效之际,也给予种族的考量。

这些现实都融入了10月尾由朝野提出的预算案和替代预算案里。个人用自私的眼光来阅读预算案是可以理解的:我如何减少缴税?我购买球拍时,能否获得更多的扣税?我是否应该建立社会企业?

对于许多评论员来说,这(又)是一个选举预算案,分析了各种“分配”(一个中性的词来形容人民钱财的重新分配和债务增加),这些分配反映著执政联盟所要争取的选票。它可能会有预期的效果。

替代财案充满疑问

如果你关心的是教育和交通基础设施:要求取消大道收费的大道使用者,期待奖金的公务员或更多奖励的女性,10月尾的预算案,可说正中下怀。在野党提出的替代预算案中,尽管其意图削减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非常明显,但其许多前提假设是充满疑问的。

在这方面,我们与独立时第一任政府的经济观点的差异日益扩大,当时部长和公务员对人口的比例没有如今高,政府也没有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更不会时常有政治人物涉嫌腐败和盗窃国家资产的新闻。

然而,经过数十年不断增长的支出和债务,预算案里要注入政治理念,可能越来越困难。对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赢得下届大选。

Tunku Abidin Muhriz

大马民主与经济研究中心创会主席(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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