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9日，郑良树教授辞世了。噩讯传出，华社为之愕然，咸表哀伤与惋惜，惋惜华社从此失去一位能让他们引以为傲的马来西亚国际汉学泰斗，展望来日也难出现第二位像郑教授这样的一个博学和全能型的学者。这种臆断并非毫无根据和理由的。
今天，当华教越来越被霸道政权边缘化之时，华教体系已被摧残不成形，连华小也逐渐被蚕食到岌岌可危，谁能对现政府再有所期望呢！加以世人皆以实用主义的核心思维“不讲原则，只讲效果”奉为圭臬下，谁还能期望新一代的才俊愿意再去用毕生之精力，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地钻究学术而不求回报呢？在种种考量下，郑教授遗留下的真空，确实难找到后人来填补。
彰显鸿儒风范
郑教授潜心学术研究与教学多年，受其教益的学生众多，自不待言。其中投身政界之才俊也不乏其人，可是多在汲汲营营忙于赶科场，一旦登科则袍笏登台，甘于充当有名无实“分享政权”之配角，在一幅大政府的织图里作应景的点缀，他们亲近郑教授主要是沾其光以润饰自己“学而优则仕”的形象。反之，郑教授秉性敦厚纯朴，坐怀不乱，从不受官场那种无坚不摧的物质诱力所动，彰显出一介巍巍鸿儒之风范，亦即亚圣孟子所推崇的“大丈夫”，与权谋术数之辈有天渊之别。
郑教授除了在汉学界享有盛名之外，且在其他学术领域上也有丰硕的成果，生前著有54本著作，其中他用了长达6年时间撰写《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他一生濡浸在学术研究，且热衷于冷门的古典，不等于他只是一个钻象牙塔的书斋学者。他对我国最受朝野关注的社会运动：华社争取母语教育平等课题，从不间歇地跟进和关注，实不比任何华社领袖逊色。
郑教授也曾撰文展望华教与母语教育的未来发展。如果不是郑教授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疏理华文教育历史，我们先贤过去对华教所作出的一切贡献，将会是水过无痕，消失殆尽，而后人也无所依据，以扎实的步伐重新出发，继续先辈的事业。
“后其身而身先”
此外，郑教授还撰写了《林连玉评传》和收集了林老生前的一些著述和言论，编成一本《林连玉先生言论集》，免使有关文献散佚各处，难以寻觅。这一切的基础工作是前人未曾做过的，但郑教授却毅然扛起这个责任，以方便后人在这方面作研究、参阅和引用。从这些文献中，世人会知道，当年林先生不只在华教事业上呕心沥血，而且还在一个更大的图景和氛围里为各族争取母语教育基本权益平等，仗义执言。
就凭郑教授这些功业，他早已具备条件，受推荐为林连玉精神奖为候选人，而成为得主。何况，他还勤于治丹青、修书法，并将其努力的成果举办书画展义卖，并将所得悉数捐赠给林连玉基金，可见他对林先生的厚爱和敬仰。其风范实不亚于林先生当年售卖其所饲养的猪只，用以复办尊孔中学一样可讴可颂。
但是，林连玉精神奖遴选委员会却为何迟迟至2015年才颁发精神奖给郑教授呢？主要的原因是遴选委员会同仁意识到郑教授是深得中华古典的精髓，并且了解道家提倡“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和“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的深奥道理。郑教授不居功，反而越能彰显其天长地久的功绩，永远不会因为时序推移而失去。
遴委会颁发精神奖给郑教授，只是作一种附加的肯定而已。对这“存在”本身的含金量，并无增加一分，也不能减少一分。真正的关键是在郑教授本身深谙“后其身而身先”的道理。首先，他不在乎得奖之先后，其次他本人的精神实质就已经与他所敬仰的林连玉先生精神融为一体，同样值得后人学习。
郑教授精于校仇学、诸子研究和辨伪学，这有助于他打下的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他擅于旁征博引，以客观的角度来鉴别事物的真伪、虚实和轻重，他的判断能力具有高度的威信。1985年，他在追悼林连玉一文里，把林先生在华族青史里的地位“从列传里编进世家”，而且是第一篇。
大马的甘地
郑教授更进一步强调说：“从建国以来，华族社会尽管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事情，但是，那些都只是供‘白发渔樵江渚上’闲聊的资料。”在华族青史里，如果没有林连玉先生，则会是一片空白。他对林先生的溢美之词，使某些人感觉不安，但却也不失为文化人的真实感受。
其实无独有偶，曾有殖民地官员还将林连玉先生喻为马来亚的甘地呢！你尽可说这是白人官员对林先生的反讽，但在这官员的脑中，再出现的客观事物的形象是通过感知而得来的，在民权运动领域里，他看到的林连玉，就与甘地无异，除了甘地外，没有第二人，要不然他尽可用一些万恶不赦的人物来形容和羞辱林先生，而不用一位举世公认的和平运动领袖，来给林先生在我国的民权运动史上作下这个定位。
林连玉先生曾说：“我的主张各民族平等是正大的、公平的、合理的，虽屈于现在，必伸于将来。我的肉体可以因老病死亡而消灭，我的精神将在历史上放出异彩。”郑教授也一样，其躯体虽已离我们而去，使我们感到无限唏嘘，但其精神也将在历史上放出异彩。在世时，郑教授已对社会作出许多无私的奉献，让后辈永远铭记在心里。郑教授暨其家属也可以此而告慰了。安息吧！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