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治改革,很少是一蹴而就的。更多时候,是一步一步往前挪。走得慢,但只要方向是对的,就值得肯定。

在国家独立将近七十年后,我们终于看到两项触及权力核心的制度改革浮上台面:第一是建议设立首相任期上限十年;第二是把总检察长与检控官职权分开,设立独立的检察总长。

这两项改革,都直指权力如何被有效制衡的核心问题。

先谈首相任期限制。所谓十年上限,是指不论是否连续,只要累计担任首相达到十年,便不得再次出任。这意味著,不再存在技术性延长,也不存在“换个身份再回锅”的制度空间。规则一旦写入法律,人人都需要遵守。这种设计的关键,并不在针对某一位领袖,而在于为权力划出边界。政治成熟的标志,不是相信谁不会滥权,而是确保即便有人想滥权,也做不到。

试问,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十年?青年十年,决定方向;壮年十年,拚搏事业;中年十年,承载责任。十年,本身就是人生的重要章节。把国家最高行政权力限定在十年以内,本质上是一种对权力时间维度的自我约束。

重点是,当这项建议出自现任执政阵营,本身已不容易。一个站在权力顶端的人,主动为自己设下期限,这在我国政治历史上确实罕见。它释放的讯号是承认权力必须有终点。当然,这也难免让人联想到我国政治史上的特殊案例。敦马哈迪是唯一一位任期超过十年、且两度出任首相的政治人物。若十年上限制度早已存在,我国政治轨迹或许截然不同。若有机会,笔者确实也想听听他对这个制度设想的看法。

但无论如何,讨论的重点不应停留在个人,而应回到制度本身。权力如果没有时间边界,必然会累积资源、网络与影响力;当制度为其设限,政治生态自然会更健康地流动。当然,十年是否最理想的期限,可以讨论。但原则上,把权力的边界写进制度,是成熟政治的标志。

一马公司案例

接下来谈总检察长与检控官的分权安排。根据修宪草案,现有的总检察长将不再兼任刑事检控权,检控权将转移给新设的检控官。

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总检察长本质上是政府的法律顾问,职责是为行政机关提供法律意见、捍卫政府立场;而检控权则代表公众利益,对涉嫌违法者提控。前者服务政府,后者服务法治。两种角色长期合一,在结构上难免产生张力与潜在冲突。

制度设计的价值,正是在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2015年一马公司事件期间,时任总检察长丹斯里阿都甘尼在调查进行中被撤换,成为一个高调而具象征性的案例。

无论当时官方给出的理由为何,社会观感上却留下了深刻疑问:当检控权与行政体系高度重叠时,一旦触及政治核心,制度是否足以自我保护?这正是结构性风险所在。即便没有实质干预,只要制度容许这种可能性存在,公众信任就会动摇。法治不仅要求公正,也要求看起来公正。当人民开始怀疑检控是否受到影响,法律的权威便会被侵蚀。

因此,这次将检控权从总检察长职务中分离出来,并通过更明确的宪法保障与罢免程序设下门槛,其意义不只是行政分工,而是为制度装上防震装置。改革的目标,并非否定历史,而是吸取经验,避免类似争议重演。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在风浪来临时,依然站得住脚。

整体而言,这是我国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方向是对的,也回应了社会长期以来要求强化法治、提升检控独立性的呼声。马来西亚走到今天,愿意正视制度结构问题,而不是只处理个案争议,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然而,这是否已经足够?坦白说,还不是。

更多制度性改进

如果我们真正追求制度成熟,那么改革不应只停留在分权层面。我们还应继续推动更多制度性改进,例如修订《告密者保护法令》,强化举报者的保障;反贪会要职、选举委员会成员及全国总警长的推荐与委任,都应交由由各政党成员组成的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审查;确保这些受委人士在任期内不被首相任意终止;推动定期国会法;解决选区划分长期不均的问题,把选民人口偏差限制在合理范围;改善邮寄选票机制,提升选举公正性。

制度改革,从来不是一项工程,而是一系列工程。拆掉一堵墙,不等于整栋建筑已经完工。

不过,我们也必须客观承认,这一届国会会期,已经覆盖两项关键改革议题。下一次会期,如果再推进数项制度改进,改革拼图将更完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种政治意愿的出现。政府今日愿意触碰权力结构,而不是像之前的历届政府只在政策表层打转。

此外,政府近年的治理方式,也呈现出更开放的姿态。例如围绕《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政府就把《网络安全计划》监管框架展开公众咨询,包括《风险缓解守则》及《儿童保护守则》草案,开放意见征集至今年3月中旬。同样地,大马通讯与多媒体内容论坛(CMCF)也在全国展开2026年线上游戏公共意见征集活动,邀请业界与公众共同参与制定游戏子守则。

这些举措释放一个清晰讯号:政策制定越来越强调公开咨询与利益相关方参与。制度若要获得社会认受性,透明度与参与度不可或缺。更多开放、更多透明、更明确的制度边界,才是良政的基础。改革未竟,但方向正在形成。只要政治意愿持续存在,制度完善就有继续前行的空间。改革需要批评,也需要肯定。值得称赞的时候,应当称赞;仍需改进之处,也必须继续推动。我国走过近七十年建国历程,今天愿意把最高权力与检控权写进更清晰的制度框架,本身就不简单。

制度成熟,不在一朝一夕。但只要方向对,步伐持续,我们就正在走向一个更稳固、更有制衡、更值得信任的国家。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谭政宗

医生,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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