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拜读杜新宝博士惠文,文章立论精严,思维缜密,著实发人深省。然细思之下,也生出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愿抛砖引玉,以资交流。
 
杜新宝先生在〈开拍《六四照相馆》的逻辑要求〉投书中,强调学术与教育必须能讨论不利于自己的面向,这本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该文在逻辑运用上却存在一些疑虑,值得再进一步商榷。博士将“一个人不愿展示难看照片”比喻为“一个国家不愿呈现阴暗历史”。然而,个人的隐私与国家的集体记忆其实并非同一层次。诚实记录历史,不仅仅是“自揭伤疤”而已,更是建立社会信任与公共理性的必要基础。若历史教育仅聚焦于外来侵略,而对自身失误避而不谈,则国民对于过去的理解恐难完整。
 
诚如杜博士所言,学术论述若只谈有利于己的一面,便有失逻辑。逻辑素养要求我们面对“不利于自己”的部分,因此我认为历史记忆不宜过于选择性。若以此标准观之,将此精神更全面地落实于历史呈现之中,不仅有助于文化成熟,也能使社会更深刻地理解自身的过去,唯有如此一切历史冤屈才能达到究竟的和解。国家在面对历史时,也应具备同样的胸襟,因为历史之所以成为资产,不在于它能否“粉饰太平”,而在于能否从过失中汲取智慧,避免重蹈覆辙,台湾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反思便是很好的例子。
 
博士在该文中亦列举《活著》《蓝风筝》《芙蓉镇》等略带反思倾向的作品,以证明已有相关反思。然而,这些作品的流传与讨论空间相对有限,毕竟在电影产生国算是极其敏感的题材,因此不足以进入公共记忆的核心。况且人们在提问的时候并不是形式化地捉住不放,而是相比战争中的普遍的异族屠杀,对那些颠覆人类文明史的著名历史事件被忽略提出质疑。我认为提问者最主要的关怀,或许正是在此:关于人类的历史政治错误,若只保留部分记忆,而对另一部分保持沉默,整体历史图像便难免残缺不全。
 
值得澄清的是,质疑“何时会有其他题材的照相馆”,与其博士所言的“冷嘲热讽”,在我看来不如说是善意的提醒。历史记忆过于选择性,往往会让后代无从理解历史的全貌,导致年轻一代人常常在踩到“历史红线”却不自知。正如博士所言,逻辑素养要求我们勇于面对“不利于自己”的一面。若能把这份精神更全面地贯彻在历史呈现中,文化才能趋于成熟,社会也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
 
 

朱大忠

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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