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盟凯：被孤立的技职教育

未来的劳动力结构，已经不再由传统学术体系单方面决定，而是越来越取决于技能与技术能力。这并非对高等教育的否定，而是对现实趋势的判断。在高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先进制造与数码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已经从"学历导向"转向"能力导向"。

换句话说，未来谁能站稳职场，不单取决于学历多高，而在于是否具备能被企业立即吸收、并能持续升级的技术与技能。当学术型教育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学位持有者数量快速增加，单靠文凭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已经明显被稀释。传统学术体系并未消失，但它已不再是决定就业与产业竞争力的唯一路径。

正是在这样的结构转变下，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不应再被视为教育体系中的"次要选项"，而应被理解为国家应对未来劳动力竞争的重要工具。TVET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直接连接产业需求，把经济结构转型所需要的技能，转化为可规模化、可复制的人才供给机制。一个国家若要发展半导体、自动化、人工智能与高附加值产业，真正决定成败的是拥有足够数量和稳定质量的技术人才。

从数据来看，技职教育在马来西亚早已不是边缘角色。根据政府近年的官方资料，2025年在学TVET学生约43.9万人，分布于1,368所技职院校，相较三年前的19万人大幅成长 。这意味著目前超过一半（53.9%）的中学毕业生选择TVET路径，预计至第十三大马计划末（2030年）将提升至70% 。

在财政投入方面，TVET同样获得持续加码。2023年约有68亿令吉的TVET相关预算，由12个不同部门投入，涵盖人力资源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乡村发展部及青年体育部等。相关拨款在2024年增至75亿令吉，并于2025年进一步提高至79亿令吉。无论从规模或跨部门参与程度来看，技职教育都已被纳入国家人力资本政策的核心范围。

在就业表现方面，TVET也展现出相对稳定的成果。毕业生就业率普遍保持在90%以上，部分双元制培训与特定技职机构的就业率，甚至接近全面就业。若单从就业结果观察，TVET在衔接劳动市场方面，已具备相当实用价值。

大马技职教育的缺口
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Majlis TVET Negara）的成立反映政府开始正视TVET长期以来治理分散以及资源重叠的问题，并尝试从"部门各自推动"转向"国家层级统筹"。理事会聚焦治理整合、产业主导、品质与标准、资源配置效率，以及TVET整体社会形象的提升，目标在于把技职教育从零散的训练项目，重构为一套服务国家长期发展的技术人才供给系统。

然而，从政策设计到制度落实，TVET目前仍面对几个无法忽视的缺口。首先是治理层面的问题。即便已有国家层级的协调机制，TVET至今仍缺乏单一、具法定权责的总体规划架构，课程标准、资格认证与数据管理难以全面整合，进而影响政策评估与资源配置的精准度。

其次是人才结构的落差。高就业率掩盖不了另一个现实，中低阶技能人力供给相对充足，但产业真正急需的中高阶技术人员，特别是在半导体、自动化与数位产业领域，仍然供不应求。一旦TVET未能有效拉高技能层级，产业就只能自行承担再培训成本，最终将反映在整体经济效率以及竞争力之上。

第三，则是师资与训练品质的挑战。随著高科技TVET被纳入政策重点，讲师是否具备产业实务经验、是否能够持续更新技术能力，已成为影响训练成效的关键因素。若缺乏制度化的师资再培训与产业进修机制，再先进的课程设计，也只是纸上谈兵。

技职教育需系统性改进
要补上这些缺口，靠单一措施远远不够，而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系统性调整。包括透过更清晰的治理架构提升整合能力，让产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与评估，以及建立稳定的师资产业化进修制度，确保技职教育能跟得上产业节奏。

从长远来看，TVET不应只是教育体系中的一条路径，而应被视为国家人力资源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它关系的除了学生的就业去向，更牵动国家产业能否升级进步以及国家经济是否具备转型所需的重要根基。

也正因为如此，技职教育长期所面对的，除了资源不足，还有认知上的孤立。当它被误解为次要选择、被边缘化于主流教育叙事之外，再多的数据与投入，也难以完全释放其潜力。若能透过制度设计与公共论述，让技职教育被更正确地理解、被更理性地讨论，并被视为国家发展的顶梁柱，TVET便不再是被孤立的一环，而将成为支撑马来西亚产业结构与社会韧性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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