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兴：法律不外乎人情——槟城教师致伤儿童案可以更好的解决

最近，槟城一所中学的两名教师因涉嫌以藤条鞭打一名学生而被控上法庭。

控方援引《刑事法典》第 324 条——"故意造成伤害罪"，指两人超越了纪律的界线。

总检察署随后发表文告，强调提控并非意在贬低教师，而是为了确保儿童福利受到法律的保障。

这起案件迅速引发舆论分歧。有人认为"教师有教无类，体罚是教育的一部分"；也有人坚持"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不应出现在校园"。

但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律在这类"教育与惩戒之间"的灰色地带，如何划定界线。

一，不同法令，不同精神
我曾经处理过一宗类似的案件。

案情中，被告是一名补习教师，因在补习中心掌掴与鞭打学生而被控。

检方并未援引《刑事法典》，而是选择以《儿童法令》第 31(1)(a) 条起诉——"虐待或导致儿童受伤"。

这是一部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特殊法，刑罚相当严厉：最高20年监禁或5万令吉罚款，或两者兼施。

正如近日地庭针对自闭儿死者依丝玛妮拉 疏忽照顾罪名成立，判处监禁5年一样，都是在同样的罪名下被提控。

相较之下，《刑事法典》第 324 条的刑罚为最高10年监禁、罚款或鞭笞。

它属于一般刑事罪行，立法目的在于惩治暴力行为，而非特别保护儿童。

换句话说，《儿童法令》是"保护性立法"，而《刑事法典》则是"惩罚性立法"。

二、体罚，不是绝对豁免
在传统观念里，"师道尊严"往往与"惩戒权"划上等号。然而，法律从未赋予教师"无限惩戒权"。

《儿童法令》第 17 条明确指出，任何形式的虐待、忽视或伤害——即使出于管教目的——只要造成身体或情绪上的伤害，皆可能构成刑事责任。

这正是为什么在槟城案中，检方强调两名教师的行为"melampaui peraturan"（超越了纪律界线）。

当体罚从教育手段演变为身体伤害，法律介入便不再是选择，而是义务。

三、判刑的平衡
我那位当事人最终被判罚款 1万5000 令吉（不付则监禁六个月）、良好行为保证金 5000 令吉，以及 120 小时社区服务。法官考虑到他初犯、真诚悔意，以及学生并无严重受伤，选择以教育代替惩罚。

而在槟城教师案中，若罪名成立，理论上刑罚可达十年监禁，但法官仍有酌情权，考虑被告动机、学生伤势、教育背景及公众利益。司法的目标，不只是惩戒，更是修复。
依我看，应该罚款了事而已。

四、法律不是要"打倒"教师
值得强调的是，检察署在文告中特别指出：提控"bukan bertujuan untuk merendahkan martabat profesion perguruan"（并非意在贬低教师的尊严），而是为了确保儿童——尤其是有特殊需求的学生（OKU）——获得应有的保护。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

法律不是要打倒教师，而是要划清底线。

教师可以严厉，但不能越界；社会可以理解纪律的必要，但不能容忍伤害的发生。

五、在惩戒与教育之间
教育从来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信任。学生之所以把自己交到老师面前，是因为相信"教育会让他们变得更好"。而当鞭子落下的那一刻，教师必须问自己：这是为了让学生成长，还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

体罚的界限，不仅在于鞭子的力度，更在于心的方向。

其实，槟城的教师案件，可以"圆满的落幕"，只要大家都在谅解和包容的情况下，家长愿意撤销案件，同时老师道歉和作出适当的赔偿。这是社会大众乐观其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