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兰莪北部小镇双文丹(Serendah)不是游人的目标,大多外来客来双文丹要不为了两间百年古庙:仙四师爷宫与福灵宫,要不为了双文丹义记茶室的传统小食:斑兰椰浆糕、蒸鸡蛋糕与咸煎饼,而我们此番来探寻当年双文丹被喻为 "小吉隆"的盛况。"小吉隆"即小吉隆坡,过去有一段长时间,"吉隆"是吉隆坡的指称。
望文生义,关于Serendah地名的由来,马来文rendah意为低矮,Serendah即低洼之处。双文丹地处乌鲁雪兰莪(Hulu Selangor)的谷地深处,周围被丘陵与森林环绕。由于地势低洼,当地在历史上极易积水成灾,这也直接促成了英殖民为了防洪与采矿而兴建著名的 "七仙井" (Perigi Tujuh)工程。因此,马来先民便以其地理地貌特征将其命名 Serendah。
1904年英殖民官员H. W. Firmstone在《新加坡与马来半岛街名及地名华文对照》中称,Serendah华民唤作双文丹(粤语Seung-man-tan),有时亦作 "Sz-man-tan"(客家话斯文丹?),此地流经的河流被称为Sungei Semantan。对于此说我颇有怀疑,反而彭亨淡马鲁有一条Sungei Semantan,意为这条河的河水颜色洁白如稀释后的椰浆。
20世纪初英殖民对乌鲁雪兰莪矿区进行的地质调查中,记录了双文丹一带的水系结构。根据官方报告,双文丹周边的采矿水系在早期是由 Sungei Semantan与 Sungei Serendah 交汇而成。两条小河的水系名称在官方图纸与矿务报告中频繁混用,最终在20世纪中叶统一以主镇名命名为 Sungei Serendah。在马来联邦政府公报中,亦说明这两条河同河异名。
至关键,在粤语和客家话中,双文丹读作 Seung-man-tan 与 Suang-vun-tan,与马来语 Serendah(音近士连打)在发音上完全无法对应。然而,Seung-man-tan 却是 Semantan的精确对音。如果当时只有 Sungei Serendah 而无 Sungei Semantan 的河名存在,华民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与 Serendah 发音毫无关联的"双文丹"汉字!
不过,双文丹文史馆主任何荣水有此一说,双文丹河上游的三夹水瀑布(三水相交之处),是原住民的聚居地,也是野生青竹茂盛成长的地区。1954年生的退休校长何荣水告知,马来文里的buluh semantan即为青竹,因之流经双文丹的河流被唤作Sungai Semantan,后来苏门答腊的马来人移民在双文丹河沿岸定居,由于地势低洼便把Semantan改称Serendah。
有趣的是,除了Semantan之说,1875年英殖民的马来半岛地图,在雪兰莪间征(Kanching)上方有个地方标志Sumuntan。根据何荣水的理解,Sumuntan 应该是音译自客家话的"斯文丹",Sumuntan 源自Semantan,客家口音把Semantan讲成了Sumuntan。换言之,双文丹最初的官称,竟是源自客家话发音的Sumuntan?
说来也不奇怪,英殖民早期测绘尚未标准化时,在绘制内陆地图时,主要是根据当地口音进行罗马化拼写,马来语中的弱读音节 e / a 在早期常被英国官员拼成 u 或 o,例如Semantan 拼作 Sumuntan,而且当时 Serendah 这一马来语地名尚未被广泛用作行政镇名,地图上优先标注的是流经当地的主要河流/水系,也即Sumuntan (Sungei Semantan) 及其周边的锡矿据点。1875年地图上 Sumuntan 的出现,直接证实了这一地名在 1870 年代就已非常确凿,且被西方测绘官记录在案的地理名称,也解释了为何华民会以"双文丹"来称呼这个采矿聚落。
Serendah 的中文地名各有记述,1923年谭俚夫《南洋埠名》、1928年徐雨郊/高梦云《南洋四州府华侨商业交通录》皆记之双文丹,1928年林穆群《马来半岛商埠考》记之双门丹,1934年有中文报记之斯文丹,1939年潘醒农《南洋华侨便览》记之双门丹,1939年傅无闷《南洋年鉴》记之斯文丹,1940年关楚璞《星洲十年》记之士连打。
国家档案局收藏的一份文献,1892年双文丹一众商店联署上书为被囚监的华民求情,这些商家的商号印章有标明双门丹、斯文丹,甚至还有"门丹"。至惊异的是,1892年的双文丹商家已采用"双 "而非"双"。原来, "双 " 这个字作为 "双" 的俗体字早已流传了上千年,早在宋元时期的民间俗字和商业账本中,"双 "字就已经被广泛使用,繁体笔画繁复的"双"(18画)写起来极其耗时,而"双 "(4画)一笔即成,因此在民间账目、商号印章、使用"双 "字是再自然不过的习惯。
双文丹是小吉隆并非后人的夸饰,而是120年前英国殖民时期确实出现过的媒体称号。这一称号的背后,反映的是双文丹在1900年前后的经济地位,一度足以与当时迅速崛起的吉隆坡相提并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锡矿业极盛,财富高度集中;其二铁路带来爆炸式成长,1893年开至双文丹;其三商业街规模远超一般矿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双文丹并不是一个普通乡镇,而是雪兰莪北部最重要的锡矿区之一。由于地处雪兰莪主矿带,附近拥有大量冲积锡矿,吸引大批华人矿家、欧洲矿业公司前来开发。当时不少著名矿业资本,包括陆佑都在双文丹拥有大量矿场。据1903年的资料,陆佑便拥有42张双文丹矿契,可见其矿业规模之大。
由于双文丹锡苗的蕴藏丰富,据说有一年几乎全埠"缴巴列"(巴列即锡矿场)的人,都"锡我稳当",一时增多了七八位新发家,广府人,客人和福建人都有,据说三夹水在未发掘以前,就有人发现一头黄斑巨虎,出入于三夹水一带的茅林丛中,但却从未伤人,一般人都认为它是三夹水的拿督爷,同时也相信三夹水是一块锡苗蕴藏丰富之地,因为相传大凡有黄斑巨虎/拿督爷座镇山门的,都是如此缘故,果然三夹水一经发掘,竟在一年中出了七八位新发家,然而十多年之后,黄斑巨虎突然失踪了,说也奇怪,他们的"巴列"也就一天不如一天,甚至每况愈下了。
一般矿区只有几排亚答屋。但1900年前后的双文丹已有多排砖屋店铺,包括酒楼茶居、戏院及娱乐场所,还有鸦片馆、赌馆与妓院。有此一说,那时候的双文丹,繁荣犹胜乌雪的县府古毛与邻近吉隆坡的万挠。关于妓女,Guide To Peninsular Malaysia有一段含意深远,双文丹"更有尽显风情的一笔:在深夜时分陪人消遣打发时光的日本女子"。到了 1930 年,锡矿储量已消耗殆尽,政府高级宾馆与欧洲人俱乐部纷纷关闭,日本女子亦相继离去。
这里的日本女性正是指这一时期活跃于新马各大矿区的日本烟花女子。与当时底层劳工光顾的普通华人妓寨不同,日本女性经营或服务的娱乐场所,在当年的矿区被视为一种相对"高级、奢华"的夜生活象征,甚至成为殖民官员、外国经理人或富裕矿主在深夜消遣的社交去处。
Malaysia in History 第24卷则有此记述,双文丹在锡矿业兴盛时期曾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日本社群,据信最迟在1905年左右当地已经出现日本妓院,随著锡矿发展,日本妓院数量逐渐增加。日本妓院主要集中在镇上的娱乐街(今所谓后巷),与鸦片馆、戏院等行业并存,成为当时矿区商业的一部分。20世纪初日本政府开始限制海外妓女输出,加上英殖民政府加强取缔,到1920年代以后日本妓院陆续关闭或转入地下经营,至1930年代已大幅减少。
双文丹当年的粤妓集中在后巷的Jalan Wayang,华民称之"蛳蚶街"或"屎坑街"。2019年Ee Yoke Chan(茹玉珍)在Serendah Then and Now亦记述,在当时,杂货铺、咖啡店、市场、理发店、赌场甚至妓院都是随处可见的,部分双层店屋被隔成一个个更小的房间,用来改造成妓院。英国政府在当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确保这些场所的安全与卫生。据了解,这些房间被隔为八 英尺乘 20 英尺大小,房间之间则留有一条四英尺宽的通道。
"小吉隆"为何后来消失?双文丹的繁荣维持了30年,1930年代以后,双文丹开始走下坡,于是这座曾被誉为"小吉隆"的矿业重镇,慢慢回归为今天宁静的双文丹。双文丹老街区本应是一号公路旁的店铺,后来因淹水填高公路,这些老店铺慢慢没落,反而里面的澳门街(Jalan Macau)成了主要街区,双文丹文史馆即在澳门街下方不远。根据何荣水,双文丹华民以粤客方言群为主,闽南方言群则占了三分一,华民通行方言为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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