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日，大年初四，托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之名，在槟城庙会支起传拓体验摊子。或因此，竟无意回返J，反倒大年初一匆匆回森美兰过年，初三复又折返槟城。这途中生了场大病，不知是风寒入骨，还是俗称的“发热气”，只觉浑身沉重，恍若被岁月碾过。然而槟城庙会人潮汹涌，不敢怠慢，遂吞药拎器，拖著病恹恹的身子，硬挤入翻涌的人流。
活动开始，果然“人潮汹涌”。幸而庙会负责人早有安排，调配人手相助，一切尚能应付，不至手忙脚乱。在此，尤要感谢 Lesteric 及四位志工，虽不知其名，却见他们奔走张罗，或维持秩序，或解答疑问，忙得汗流浃背，仍不辞劳苦。他们的用心，令人动容。若非如此，这摊子怕是难以支撑至深夜，而我也未必撑得下来。
然而，要在短短几分钟内学会传拓的基本功夫，简直是天方夜谭。传拓何其繁琐，三言两语恐难以掌握。为应对眼前局面，只得省却繁琐细节，让志工迅速上手，也让参与者免于因复杂流程而失去兴趣。否则，哪有那么多时间慢慢叙述？毕竟，在这里，时间是奢侈品。鲁迅先生曾言：“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空耗他人时间，实则谋财害命。”
关于那些省略后的结果，我想，倒是有些可记的价值。譬如，只拓那印模上的小纹饰和小文字；又如，用那便宜的纸张与墨汁，代替本应昂贵的材料；再如，那纸张不待自然风干，便以纸巾粗暴吸去水分。每一步的妥协，仿佛是无法逃避的宿命。明知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然而又能如何？这些省略与调整，终究不过是无可奈何的退步，实在是为了速成而付出的牺牲罢了。
至于“人潮汹涌”般的参与者，我原以为愿意驻足聆听的，大约是些鬓发斑白的老人，或是眉头紧锁的青年，心中装著千百个疑问，带著几分寻幽探密的意味。谁知，最专注的竟是那些咿呀学语的孩子。他们挤在最前头，睁著亮晶晶的眼睛，听得入了神，甚至连衣角被人拉扯了，也全然不觉。有人小心翼翼地触摸那拓片的纹理，有人睁大眼睛盯著墨色晕开的瞬间，仿佛窥见了什么珍贵的秘密。
望著他们，我不禁心生感慨。这些孩子，如今尚能为这些看似不足挂齿的事物驻足，哪怕只是出于一时的新鲜。可这份新鲜，未尝不是一粒种子，埋在心里，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愿他们日后，面对国外学者质问这些文献该如何收藏、如何保护时，也能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们的文献，自有我们护持。传拓，我们也同样稳当。”那时，今日这短短的一瞬，便不只是好奇的停留，而是一道烙印，一种信念。
眼下，我们的功夫、财力、条件，自然难与国外相较。倘若比拼设备的精良、技艺的纯熟、体系的完备，我们恐怕是望尘莫及。然而，路总要一步步走，事总要一点点做，只要肯持续耕耘，发挥自身的特色，自然能闯出一条生路，甚至走出一条旁人未曾踏足的路。
譬如室内传拓，我们固然远逊于两岸三地，技法不及，设备不及，连器材也不及，终究难以与那些积累深厚的地方相提并论。这是事实，无须讳言。但户外传拓呢？马来西亚的烈日、骤雨、湿气、风尘，这些旁人避之不及的桎梏，未尝不能成为磨砺技艺的砥石。困境是有的，难处是实的，可只要下得苦功，肯总结，敢尝试，愿琢磨，总能摸索出一套适合本地条件的方法，进而磨出自己的锋刃。待到将来，若有外国学者问起，我们不必唯唯诺诺，也无须低声下气，便只管挺起胸膛，说一句：“室内，我们或许不如你们，但户外，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我们自有我们的法子。”那时，今日所植下的种子，便已扎根破土，纵使风雨如鞭，也拦不住它破土抽芽。
行文至此，忽然忆起多年前，在 S 大学学院听 A 老师讲过的一段故事。据说当年 S 还只是个学院时，马来学系的陈育青讲师曾说：“马来学系的儿女，是造桥的人。我们要来造一座文化之桥。”此言铿锵，至今犹在耳畔。
桥是什么？桥是沟通，是连接，是在江河断岸之间搭起一条生路。古人造桥，是为了让行人能渡水，免得被激流吞没。如今的造桥，却是为了让文化能通行，免得在时代的风浪里沉没。文化失了传承，便如断桥残梁，纵有旧迹可考，也不过是荒草封锁的废墟罢了。
我们这一代人，技艺不及前人，学问不及大师，手上所握的，不过是一点薄技小艺，撑不起什么惊天动地的桥梁。但世间许多桥，原也不是一夜筑成的，先人凿山引路，后人铺石架梁，终有一天，能叫人安稳行走。传拓这门手艺，若只锁在书册里，束之高阁，终究只是死物；只有传开去，拓下去，哪怕只是教会一个人，多做一方印，便也算是架起了一块踏脚石。
造桥的人，并不问桥何时成，也不问自己能不能走过去，只知一步一步，把眼前的石头安放妥当。这桥，哪怕只通一人，也总好过任其湮灭。
2025年2月5日 大病
吉礁莒斋
柔佛新山人，现居槟城乔治市，为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文史部主任、槟城社会科学研究院专项助理研究员。曾任南方大学专项助理研究员。作品收入《大马诗选2.0》、《复始之地：马华文学专题系列乡土篇》及《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等著作。2022年获王宓文纪念奖，著有诗集《夕惕斋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