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打州务大臣莫哈末沙努西早前宣布，州政府决定不再更新博彩业在吉打的营运执照，同时吉打州也于乡区禁止售卖酒类饮品，这项宣布为社会带来不小冲击，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决策的出发点是否恰当。
很自然地，希盟开炮反击伊党处事极端，执政阵营的马华和民政党也不认同沙努西的做法，但在马来穆斯林社会里却有相反的声量，认为禁赌、禁酒是正确的决策。
对于这些论争，笔者不一一解读以探索政党的政治动机，也不跟一些自诩为时评人或学界人士一般，投入到追究“是谁挑起争议？”这种毫无意义的猎巫行动，仅在此表达笔者的个人看法。
无论是赌博或酗酒都被认为有违道德规范，破坏人文伦理和有损人际关系的社会歪风，也有的人以这些理据支持政府禁赌禁酒。可是，以道德制高点的角度解读社会问题，其结果就是制造更多愤怒和争论，带来更多的不公不义。而且还敞开大门，让政治力量假借道德名义，玩弄族群、宗教课题来巩固政党认同，激发不理性的政治动员，以及达成反制敌对政党的意图，而在这种道德制高点的氛围下，社会关系反而更趋于复杂。
凡以道德制高点理解禁赌禁酒的政治人物、意见领袖或一般民众，他们的观点只停留在当下情境，没有思考过其结果的严重性。如今，政府以损害家庭关系和人文伦理，作为禁止赌博的正当理由，未来只要搬出来的理由看似合乎情理，政府大可以类似的道德绑架，限制上网时间或速度阻止色情文化、缩短新春假期以免国人养成懒散的习惯，禁止使用某种语言以维护国语的至尊地位，等等。届时，身为公民的我们感到不妙而尝试反对时，政府便拿出当初禁止赌博的前例反制民众的非议，甚至可能还反过来为难异议，直指他们是带著某些政治目的拦阻政府的善政。
如果真是为国为民，当权者绝不会禁止赌博或禁售酒饮，因为当权者全心全意地遵守宪法精神，积极为公共福利卖力。当然，这个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是善良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知道，宪法存在的意义是保障公民权利和避免政府权力，确保全意志（general will，大意是当权者遵守公民的委托以实践公共利益）能够顺利落实，亦即18世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倡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换个角度说，宪法的设立乃缘于当权者（政府）是不可轻信的，社会契约（即宪法）旨在确保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倘若公民认同政府以抽象的道德观点做某些事，实际上等于忽视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任由政府违反社会契约，情况就如前阵子有网红建议政府立法管束言论自由一般愚昧至极。
换以文化角度评论禁赌禁酒，根据英国人类学家克鲁伯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当中包含抽象和具象的事物，如法律、信仰、习惯、文字、知识、建筑、书籍、歌曲、游戏、艺术等等，进而展现人群的生活习性和思想价值，是此，诸如麻将、花牌、斗蟋蟀、扑克牌、老虎机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们牵涉博弈、赌博的一面而已。惟，这不是政府禁止民众赌博的理由。
以另一文化学者纪尔兹（Geertz）的研究为例，他以厚描（thick description）和薄描（thin description）解读巴厘岛的斗鸡文化，这项活动属于非法赌博而受到印尼执法单位的管制，“涉非法赌博”即是薄描的部分，然而纪尔兹指出斗鸡的背后是当地人争夺权力的一面，以及他们从权力中引申出来的暴力、焦虑和不安感，这就是文化厚描。笔者要强调的是，涉赌的斗鸡文化跟买万字一样是文化的存在。
政府或以同样手法消灭其他文化特质
因此，政府禁止赌博，甚至要民众到别的州属买彩票，显然在扼杀某种文化的特质，一旦政府消灭一项文化特质的破口被打开，想当然的，未来政府也将以同样手法消灭其他的文化特质，还包括宪法赋予我们的自由权利。
再说，假如民众买万字足以破坏家庭关系，那么政府是否也应该立法禁止穆斯林一夫多妻呢？尽管《可兰经》允许信徒一夫多妻，然而，复杂的夫妻关系却激化家庭成员的纠纷，父权至上的结果是妇女被压榨，而多重婚姻也会导致生育率失衡，以致家庭经济入不敷出，造成社会贫穷持续恶化，增加社会犯罪率。按照这个脉络的话，严禁一夫多妻比禁赌禁酒显得更为迫切。
吉打州政府真要为了公共利益禁止博彩业营运，政府应以不触及公民权利和文化层面的手段下手，如公民教育、公共宣传、举研讨会、社工辅导、设立反赌基金等，尽管有人认为这些措施缓慢，无法短期内见效，但前述措施却显得更加扎实，长远下来比公权力直接介入较为有效。
反之，目前吉州政府的做法必定滋生更多社会弊病，非法万字的交易将更加猖獗，为逃脱法网的私下聚赌制却造防更多疫破口，贩售私酒的网络进一步扩大，禁商店贩酒之举反让少年更容易从非法通路取得酒饮，难道政府没有思考过这些漏洞所带来的严重性吗？
除此之外，吉打州大臣的作为不仅在人权、文化和社会上带来不测，政府动不动就大动干戈地禁止某些常规活动，此种犹如“倒米”的举动会吓跑国内外投资者，拖慢马来西亚的经济复苏。有人会认为，如果因为禁赌禁酒而止步的投资并不值得挽留，因为他们本质上就不怀好意，带动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健康的。可是，这些人却不知道投资者担忧的是政府毫无节制地行使权力，以及肆无忌惮的干预各类经济活动。前吉打州务大臣兼斗士党主席慕克立兹就表示，吉打禁止博彩业或影响大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法律资格。
而且沙努西抛出要买彩票就去槟城的说辞，对投资者而言等同于“赶客”，如果吉州的资金都流向槟城寻找商机，州属之间的发展落差不是再度扩大了吗？
因此，笔者无法认可吉打州政府的禁赌禁酒，诸如“是否容忍丈夫是名赌徒”面对媒体的言论简直令人作呕，更别说这番傲慢言论出自内阁部长之口，请问要如何说服民众相信政府的所做所为是在为民为国呢？况且，政府应该从通过公共政策的基础，著手处理社会弊病，颁布的政策也应该具专业性和技术性，而不是以特定的道德制高点漠视一切。
视数字和咖啡如生命的怡保人，东吴大学政治系硕士，全球民主化、国会立法、选举策略、投票行为和政党政治为专长，曾参与过2024台湾总统立委选举的研究专案，目前在台湾智库从事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