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马来政治的拉力跟张力

回顾马来西亚历史，各个族群的民族主义有著不同的发展轨迹，例如，华人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直受到中国政情左右，印裔社群的民族主义论述则由泰米尔人主导，当中充斥种姓、阶级、地方和语言的差异，而马来民族主义也有相当独特的一面。

在了解马来民族主义之前，必先检视“马来人”的定义。目前官方是根据联邦宪法规范马来人，包括信奉伊斯兰，常用马来语，采用马来习俗和祖籍在马来亚或新加坡。但按照联邦宪法的内容去追溯马来人是不全面的，毕竟联邦宪法是马来亚1957年独立时才产生，因此使用宪法的定义解读独立前的马来社会显然不当，尤其是忽略马来社会内部既存的分歧，例如教育、阶级、城乡、地缘等等，而这些分歧甚至内化为今天的各个马来穆斯林政党之中。

相对而言，华人社会的政治分歧相对简单，向来政治分歧是中国政局动态的延烧，而且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华社的政治态度渐渐从关注中国过渡到关切在地事务，尽管仍有人对中国抱持幻想，惟，这种幻想仅停留在仰慕层面，不会对个人的政治支持构成影响，例如，大马华裔不会根据两岸关系作为票投马华或行动党的参考（如中国因素确实成立，华裔选民就不会在2018年大选否决竞选海报贴有习近平头像的马华候选人）。

反马来亚联盟运动

马来社会的情况则不然，我们从探讨马来民族主义的拉力（向心力）说起。凡了解研究马来民族主义者都清楚，1946年反马来亚联盟（Malaya Union）运动是一项目重大变革，因为这场以反非马来人（当时主要是华人）获公民权为核心的斗争，促成马来民族主义的“大汇流”，左倾、右倾和伊斯兰主义者纷纷放下分歧，共同抵制英国的马来亚联盟计划。后续诞生的巫统更壮大这场运动的声势，也令马来民族主义的组织性更强。

马来民族主义展现的拉力源自对外来移民的恐惧与焦虑。战前，华印移民在马来亚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非马来人（不包括欧亚裔和欧洲人）从1921年的49.4%到1937年的53.5%，导致马来亚族群比例失衡。二战结束不久，马来半岛频频发生华人为主的抗日军跟马来村民发生冲突的事件，除此之外，华人的经济地位趋于显著，华印移民的政治参与日渐抬头，从以往的廉价劳工转变为各邦行政议会的代表之一，这些发展都使马来社会的危机意识日益加深。

后来，英国殖民当局计划放宽移民归化的措施，对土地拥有权非常重视的马来人，突然被强制跟“非我族类”分享土地，以及共享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收获，让他们的忧虑顿时转换成愤怒，遂而促成1946年的反马来亚联盟运动。

进言之，对于他者的恐惧是促成马来民族主义者短暂放下分歧、团结一致的燃点，在很多国家都有相同的情形，惟，大部分的案例是从排斥特定群体期间产生政治自主的意识，以印尼为例，苏卡诺的“共和国”集团跟荷兰对峙期间，于1945年提出建国五原则（Pancsila），撤除族群、宗教和地方的藩篱，逐步型塑“印尼民族”（bangsa Indonesia）以拉拢各个族群参与驱赶荷兰殖民者的战争。此种情形并没有在1946年的反马来亚联盟运动后发生，即便是巫统也是到1950年代才产生建立国家的观念。

马来社会未能在排斥华印移民中生出更高层次的共识，未能发展出更进一步的政治论述和诉求，以致1946年的热情在不到五年时间内分崩离析。首先是马来亚国民党离开巫统，坚持左翼和“与印尼合并”的抗争路线。1951年巫统宗教司理事会退党，另外组织伊斯兰党跟巫统对抗，接著是翁嘉化将巫统改造成多元政党的想法不受党内欢迎，随即建立新的马来亚独立党，在英国人的协助下尝试取代巫统在马来社会的地位。

顶替翁嘉化的东姑转带领巫统跟马华、国大党等“外来者”的政党结为联盟党，于各次选举应付各路马来穆斯林政党的挑战。由此可见，马来民族主义的凝聚力相当短暂和脆弱，尤其从巫统分裂出来的若干政党足以支持这项推论。

另一个促成马来政治团结的拉力是伊斯兰教。一种说法认为，由于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末蚕食马来统治者的实权，马来王室只在宗教和民俗事务保留自主权，马来社会从上而下对仅有的这项权力赋予高度重视，因此，伊斯兰教反为马来人身份认同的基础。

事到如今，不管马来穆斯林政党之间的厮杀再怎么激烈，一旦触及伊斯兰的议题促成他们短暂的团结，例如，在巴勒斯坦课题上，虽然强度有别，巫统、伊党，土团党、公正党、诚信党和斗士党皆异口同声地谴责以色列。

三类马来民族主义

当然，我国马来民族主义不如印尼般具备高度凝聚力和包容力，主因乃在于英殖民时代累积下来的社会分歧。基本上马来民族主义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王室贵族组成为主的上流菁英，他们的生活圈在半岛各大城市，长期接受西式教育，该群体在马来社会中享有最优待遇，是英属马来亚公务员体系的主力军，因而在政治态度上相对亲英，且较容易跟同样教育背景的华印菁英沟通，但却排斥不同源流的非马来人，他们也是后来主导巫统及右倾路线的民族主义者。

第二类是以马来语源流和技职教育为主、多出生内陆乡区的农家子弟，因为马来语教材大部分来自印尼，他们从了解印尼中得到政治启蒙，遂而产生相对左倾（希望建构跨越种族、宗教和地缘的政治认同“马来民族”（kebangsaan Melayu））、挑战英殖民权威，以及跟印尼合并为“大马来国”的意识形态。

第三股势力则是由宗教力量所支配，这股力量是以宗教师和伊斯兰学者为核心，其思路受到19世纪初中东伊斯兰思潮影响，在东海岸和北马的马来村落相当活跃， 他们企图在马来亚建立伊斯兰国，同时视英国人和华印移民为不共戴天的“异教徒”（kafir）。

持平而论，这三股民族主义的组成和发展都叙说著马来政治的基本面貌，教育、阶级、城乡、地方的张力早已内化为民族主义之路线歧异。

不过，拉力和张力之间却保持择暧昧的链接，例如，左倾和右倾的马来民族主义者，相比于伊斯兰民族主义者较能接纳非马来人以及新事物、新观念；伊斯兰民族主义和左倾民族主义活跃于在东海岸的马来村落；对“马来人”的定义，右倾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坚守族群、宗教的基础，左倾路线则倾向后天建构的政治认同。

拉力、张力的相互交汇也是导致今时今日马来政治时分时合的现象，造成马来穆斯林政党仅可维持短暂整合、未能形成长久大团结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