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政府资料的开放程度往往显示著该政府的政治意愿与民主程度。这是因为这些政府资讯，无论是社会经济、文化与内政等，都是促进公众得以进一步理解社会现况的重要基础。许多研究者使用这些基础资料，进一步生产出公共论述。当这类论述多元展开，这也连带建立公众理性讨论的风气。因此，资料开放看似简单的操作，其实是促进地方民主化的重要基础。
相反地，在一个资料开放程度不高的社会，政府或甚至是关系良好的学者、机构便成了掌握资料与诠释权的权威角色。若加上其他政策倾向排拒人们参与及发表意见，长久下来，这便可能让多数民众因不知情难以进入公共场域展开平等对话，逐渐对社会议题无感，甚至失去判断的能力。
资讯匮乏，核心失焦
另一方面，那些关心各式社会议题的人士，往往需要像打游击战一样，竭尽所能收集各式片面的政府资讯，却也容易因资料掌握不全而处于劣势，无法击中问题核心。更严重的是，万一出现错误的诠释更可让该人士闹上诽谤官司。如马来西亚的《官方机密》法令即让政府可将重要或认为“敏感”的公共资料封锁，那么不利的资讯就不能传达到人民，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众谈论公共的自由。
于是，各方很常陷入表面资讯的争战，而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核心随著缺乏资讯，讨论起来因各方揣测也逐渐失焦，甚至被遗忘。相信这些现象对我们来说不会陌生。如果放在更广的脉络下思考，其实所谓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来自于政府基础资料未妥善收集、整理与公开，导致民众在资料不全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法有效监督政府。
当然，笔者并非认为政府必须全然毫无保留地揭露任何资讯，因为不同资料类型牵涉到特定的处理方式，背后也需要细致审慎的考量，包括是否关系到国民私隐乃至国安问题等。因此，关于资料的开放，尤其是各类的机密档案，都需经过专业判断并奠基于公共利益来思考。一些时候，背后所凸显的是一个国家如何面对过去与当代的价值，以及之中所可能具有的利益冲突状况。
思考开放资讯目的
比如当代许多国家皆在讨论转型正义，这关系到如何透过各式机制反省过往极权国家时代所造成的压迫状态。其中，重新理解历史便是重要的一步，这因此关系到过往政府机密档案的解密问题，但是由于开放的过程必然会牵涉与扰动过往时代加害者、受害者个人或者社会集体的状态，及当今国家整体如何对过往这段历史重新省思与教育的过程等。
因而，对于这类机密资讯的管理而言，重要的不仅是开放与否，而乃至开放的目的及相关配套措施都需要有更多公共思辨。毕竟开放资料的目的是为了整体社会朝向更加人权、公义的方向前进，而非满足特定政治团体的利益。
在马来西亚，近年来在不同层级政府基本上都能找到一些开放的统计资料，开始有了进步。而大众也逐渐意识到一些数据资料与个人生活有著紧密联系。正因解读资讯的能力需要培养，现在有许多工作坊教导民众如何解读政府资料，包括预算案等。或者一些有心人会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将这些数据图像化让民众理解，这代表愈来愈多人愿意投入心力与培力使用公共资讯。但我们政府的资讯管理仍存在一些更为基础管理的问题，诸如系统层面上未细致统合，或许多原始资料欠缺细致管理。
为资料使用者著想
这些资料指的，不仅是数字的统计调查，也包括了原始资料数码化的过程，例如地图、历史档案等。原始资料的归档与数码化是扩展研究的最重要基础，在许多国家的档案馆，或是博物馆与图书馆资料，都是互相连线统合并且开放给公众查询。
但在我国，我们会发现，即使单一馆设内的资料管理都有待加强，如在国家档案馆里常可发现珍贵的原始资料如地图等已受严重破损，在许多未数码化或者系统性处理的状况下，这极有可能造成这些珍贵资料永久性地丧失。或许这对一般人而言没什么影响，但如果仔细思考，这也意味著对过去某一段历史的理解也连带失去，影响至关深远。
许多公共部门馆舍也未从使用者的角度作为考量，使得有心人搜寻或者申请资料过程时常繁复或者效果不彰，而感到烦躁气馁。这些馆舍也缺乏教育民众如何使用资料的课程，以致人民嫌麻烦而主动放弃少用，这便形成一个资料不被有效使用和管理的负面循环。而一些研究者自然会认为自己花了许多时间、金钱与精力才搜寻到的相关资料，不得轻易分享，甚至需要有某些条件作为交换。
长久下来，这种将公共资料的获取作为个别的资产，并非优先共享这些资料以便促进社会的公共理解，一再说明一个在资讯难以取得的社会所背负的代价和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政府当务之急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正面的典范，开放更多资讯提供便利让民众认识、理解和使用各式各样的资讯。有关政府部门可开设工作坊或提供网上教学视屏，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解释这些资讯，并且在一些馆舍能够更加在意和改进使用者经验，如此才能嘉惠民众，并促进和形成一个正面回馈的讨论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