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朋友是吉隆坡一所私立学校老师。日前，他的学校在体育课时发生一起意外事故，一名学生不小心把球踢中同学的胸口，后者立即倒在地上并呼吸困难。
意外发生后，老师尝试打电话联系男孩的父母，一些老师也到场了解。每个人都看著体育老师试图与男孩沟通，了解其状况，尽管男孩清楚周围一切，但他却发出奇怪的声音，根本无法说话，唯一反应就是呕吐。
另一位老师拉开了男孩上衣，发现胸口有瘀伤。由于担心肋骨受伤，老师促校方联系救护车。他们知道男孩需要立即就医。不幸的是，他们无法联系到孩子父母。
更糟糕的是，校长当天休假，负责人拒绝让男孩接受任何治疗。他提醒老师，学校政策是学生接受治疗前，必须先征得家长的同意。“如果出问题，谁将负责？”负责人问道。
因此，老师唯有继续联系家长，而让孩子在一旁呕吐，最终老师从孩子家里的外籍女佣得知孩子父母不在国内。
尽管，老师敦促校方为男孩寻求治疗，但他们不断被提醒，不应擅自作主，反而作为学校职员，他们必须遵守学校的政策。因此，每个在场老师，只能等待校方不断尝试联系父母，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一旦出现问题时负责。
衍生责难文化
友人学校的情景，让我想起了最近我国16岁以下足球队的主教练，在球队未能进入明年17岁以下世界杯决赛圈后，负上责任一事。他的声誉不仅遭到玷污，其薪水待遇也被公开检讨，更有人提出应减他薪水。
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些高层主管（包括青体部长）对主教练丰厚的薪水深感不满时，他们却没去追究当初给予丰厚薪资的负责人，反而一起把责任归咎于主教练。一般的认知是问责制应始于最高层。
但是当事情出错，互相推诿把戏就开始了，而成为替罪羊的人往往都不是那些坐在顶端的人，就如在此事件中，责任完全在教练身上。
虽然这两起事件之间没有联系，但这都是问责制如何塑造不健康文化的例子。问责虽是领导力的基础。然而，为了将责任转嫁给其他人，问责往往会衍生责难文化，而高层人士则免责。
在男孩受伤案例里，学校管理层在得知无法联系到家长时，对男孩的伤势置身事外，以避免承担责任。这也等于对孩子的安危置之不理。
同样，在足球队主教练的案例里，相关的体育机构和部门也没负起责任，没有去追究批下高薪者，反而把所有责任推到获高薪人头上。这样做法，反而危害我国足球的发展。
重点人文价值观
我并不是说问责不重要，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我认知中，责任不仅仅是在事情出错时找到一方承担后果。事实上，如果正确定义并正确应用，问责制可以帮助实现目标。
例如，上述学生案例，确保学生的安全和健康是学校管理层和教师首要责任，而不是威胁学校职员，若医疗出现问题时，就要负起责任。当涉及到学生福利时，校方应鼓励职员积极应对，而不是在于保护本身利益。
同理，青体部以及相关机构应该把运动的重点放在建设人文价值观，而不是过于著重比赛的胜负。他们应该记住，问责不仅仅是赢得比赛。
在责怪某人，追究责任前，领导层的人应犹如教练和球员般，亲身去了解情况。与其制造冲突，他们应该说，“看起来我们必须再加倍努力，并请告诉我们如何协助队伍提升。”
当球队输球时，追究教练的责任，不如要教练负起塑造为一个积极榜样，培养更好的队员并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与此同时，高层管理人员有责任给予教练和球员支持，改善他们的表现。
幸运的是，友人学校的受伤学生最终获得治疗。校方在经过多次尝试，也联系上其父母。但事件发展也可能会更糟糕。
所以，我促请每个学校、部门、机构、公司以及每个人，不要用问责制作为控制损害的方式，反而寻找替代策略，把问责制作为建立信任和增加价值的方式。毕竟，在一起工作，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真正关心每个人的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