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译的角色，可以说是今日博物馆极为重要的功能与意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转译”的过程其实无所不在，小如我们向一个朋友转述一件事情；大则包括我们对于社会的任何事件、外在世界观的理解，都是透过相异媒介，不断地转译而来。而在转译过程中，不仅可能牵涉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转换，其中的意涵，也会因为叙说者与接受者处于不同文化、族群与生活背景等差异，而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转译的最主要功能，即让两方以上的接收者能够理解彼此传达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之下，博物馆作为一个展示物件、文字，甚至是概念的空间，就充满了转译的特性。
转译对象的差异性
对于一个认真思考转译工作的博物馆策展人而言，他们的任务不只是单纯地摆放物件、解释文字而已，小至展览文字的设计、物件的解释文字如何编排，与里头空间动线的安排等，都是转译任务的一环。透过整体展场的悉心安排，才得以让这些展览内容与观众联系起来。
展览的转译从来不是全然一对一的过程。展览的内容会因为观众各自相异的社会背景，而有著差异的理解与感受。但一个展览的珍贵之处，恰恰在于这个转译过程中所带来的差异得以容纳与启发观者不同的想法。这差异能带来跃出当下想像的可能性，这正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想像。
一个成功的展览，也取决于它如何带领观者进入另一个从未经历过的文化生活与历史时代，并且在离开展场后，依然成为内心愿意理解其他生命的起点。展览的转译过程就像我们日常生活沟通一样，跌跌撞撞，误解丛生，不讲求一次到位，但是当中所带来的启蒙，可以无限。
源于特定政治社会结构，我国普遍上许多公立博物馆过于强调特定意识形态，因此造成了展览内容呈现单一叙事，并造成观众的参与区隔。有时，展览本身较不细致地面对观者转译、沟通的功能，使得我们惯常地以为，博物馆可看之处仅在于展览看板上的文字、图片本身，也就是“有形”的部分。
相反地，博物馆的珍贵之处，很多时候在于文字看板外的内容，也就是转译过程中“无形”的部分，比如展览空间的设计，才是引领人们体验展览内容的关键。
举例而言，位于郊外的日本京都美秀美术馆，它的创造理念源自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希望让观者在自然里领略美的意涵。透过精心设计的参访路径，包括来到美术馆之前，会经过200米隧道及一段桥梁，仿佛让观者先经历洗涤内心、修行的过程。而来到馆舍以后，其为山所围绕的环境，加上内部馆藏的光线主要采自然光，并随著四季产生变化。那么，自然环境与美结合的经验，便成为进入这个场域中亲身的身体经验，而不是需要在看板文字上强调的内容了。
引领社会变革
近年来，世界各地许多博物馆的发展，也强调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透过细致的设计，认真扮演思想转译的角色，并期盼能引领社会变革。于2016年在台湾台北开幕的“阿嬷家”，是台湾第一个以和平、女性为主题的人权馆，里头典藏了5000多件相关书籍、影音资料，及700多件文物，目的是让民众理解日本殖民时期“慰安妇”女性的生命经验。透过馆舍所设计的装置艺术，让人们更容易感受并置身于这些女性经历的故事。
而我国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无论在藏品典藏与馆舍的设计方面，皆是国内其中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
形成自我观点
透过对于各地伊斯兰文化物件与建筑类型的展示，可以说转译了这些物件在原有文化的意涵，以此开启了民众对于相异伊斯兰文化、世界观的理解。而其中的一些短期展览，也透过大幅影像让民众思索与感受，当代国际冲突之下伊斯兰古迹遭受摧毁，人群被迫流离失所的状况。
当然，任何一个博物馆的建构，背后都有传达的意识形态与策展价值，我们可以评论此博物馆是国家为了建制与强化伊斯兰文化的工程。但是，也正因里头丰富的展览，我们得以窥见伊斯兰宗教文化所拥有的世界观、包容力与丰富的艺术展现。
作为观者，我们得以在这知识转译的过程中，形成我们一套的观点，无论是接受或者批判。此外，我们今日在吉隆坡与槟城看到许多私人的、非商业的小型展览场所，策展人也认真思考如何成为散播多元知识的场域。
博物馆的功能可多元异质。透过重拾其中的转译功能，期许博物馆空间能成为民众感受过去历史事件、促进文化理解的重要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