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的记忆与历史，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述说。而博物馆，是其中一类重要的展现方式。想到博物馆，我们可能会直观地认为，这就是一个玻璃柜里摆放著旧物品的场所。但是，今日博物馆的角色，远远超过这些意涵，并具有更加强烈的公共角色。这些思考可以提供什么启发，又与一个地方的历史与记忆如何连接？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然可见各式在广义脉络下，称为博物馆的场所，比如在马来西亚的各州博物馆、在许多城镇时常可见的各类型文物馆，与近几年冒出的各类主题馆。透过所展示的物件与解说文字，我们看见了物件背后承载的意义，而博物馆就好像是记忆宝盒般，让观者进入时光隧道中，想像、接近那些我们大多数不曾体验过的社会生活。
物件与记忆
但是，当每个物件都具有特定记忆，那么哪些物件得以被选择进入展览殿堂，又如何透过展示，叙说他们背后的故事，则关联到更深层的议题。物件的选定固然包括了特定的审美与社会意义的考量，但背后也包含权力的议题。
比如，在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亚洲、非洲等地时，博物馆逐渐成为了殖民体系下重要的收藏与研究场所。自殖民地带回殖民国的标本、物件，成为了建构殖民知识的重要基础。而殖民地的故事，透过展示，也被纳入了殖民帝国叙事中的一部分。
博物馆的公共功能
随著博物馆的演进，它的功能与所传达的知识，不断地受到检视与反省。在经历长时间的发展，博物馆大抵确立了它的公共角色。透过公开的展示与所形成的各类知识，辅以举办的各类教育活动，与社会大众沟通，使得博物馆成为形塑公共知识，并且推动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
比如，一个在经济或者文化上属于相对弱势的个人，博物馆与其中的活动，可以成为他/她获取知识，并且积极地感受到与社会连接的过程。但是，博物馆要具备这些公共角色的前提，也在于它的开放与反省程度。
博物馆不再像过去一样位居不受质疑的专家角色；而物件，也不再轻易地只是从一处搬到博物馆，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背后，所牵涉到如何与不同社群协调的细致过程，往往才是当今博物馆强调的精神。
近几年台湾的几个大型博物馆，时常与原住民部落合作展览。看似简单的借展过程，事实上开启了各式各样复杂的议题。
包括，当外来“专家”进入原住民社群后，彼此合作所理解的知识，最后是归为谁所拥有？而在台湾社会时常处于政治经济弱势的原住民社群，如何在彼此共享、创造知识的过程中，避免复制了一直存在的不平等状态，反过来培养社群自主的能力？
上述的概念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实践过程，都是不简单的，并且就像打开一个潘朵拉盒子般，问题与冲突可能会紧密出现。但是，正是这些冲突，与随之而来的合作、协调过程中，才能使博物馆担当起让社会进步的公共角色。虽然，这些国外的例子，也不全然适用于我们的社会条件，但是若我们期望居住在本地的居民、跨越不同族群的个人，能够拥有讨论公共议题的平台，共建彼此未来生活的想像。那么，公共博物馆由于其所拥有的公家资源，或许是担负此公共角色的重要场所。
开启多样的叙事
而首先，我们必须尽可能让博物馆返回更加积极的角色，努力成为各式异质知识汇聚的所在。尽可能容纳多元的叙事，是博物馆发挥其公共角色的基础。
以槟城为例子，在目前的博物馆里头，我们可以看到18、19世纪处于文化经济精英的峇峇娘惹社群，丰富的历史故事与物质文化展现，但是同期劳工阶层在这个城市的社会生活，却显得单薄许多。但是，这些不同社会阶层、族群的社会生活，都是构成槟城城市叙事的重要组成。
数十年来，本地已有许多文史工作者，努力透过口述历史等方式，挖掘城市里那些早被遗忘的过去。如本月初于槟城研究院首映的《去污：槟城夜香工友劳动记录》纪录片，便是由本地几位文史工作者，用心地纪录了在1930年代至1980年代，槟城城市污水系统建立之前，潮兴工人挨家挨户收集粪便的工作记忆。
这些类似的口述历史计划，在乔治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有了更加丰富的成果，也是槟城博物馆在现有丰富累积的藏品之外，可以纳入的一类珍贵的资料来源，以此更能够扩展博物馆历史叙事的多元性。而这也意味著，博物馆必须更为紧密的与在地社群合作。而博物馆的展览呈现方式，除了原有的常设展外，也可以透过不定期的特展，回应常设展特定论述下所不能涵盖的内容。
若本地的公家博物馆，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叙说空间，将是它迈向一个具有公共性质博物馆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