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行风《文学国籍的误区》与其面书对拙文提出质疑，“文学国籍”只有“完全不在意文学本体的人才会提出”。文学自古离不开政治，古今中外大师的文论已纷说两千六百年，还有各执形式、经济、道德、神学决定论，少见多怪，没什么好“惊呆”，“政治骑劫文学”的帽子也轮不到我戴。
同理，文论与论文各有视角与倚重，否则将成为失焦的泛谈。正是在意文学本体，拙文费劲阐释文学国籍与政治的关系，俾力避误解与文学被政治骑劫。只能从正面就文学论文学（本体）？侧面或反面关怀文学会犯规？又不是文学内部研究，政治影响不是文学议题？黄锦树更直言马华文学是“彻底的政治的”，未闻有人非议？可见这不是笔者的问题。文学国籍只是文学史或文选的起点，不是唯一准则与终点，间中还有素质筛选的各种机制考量（包括其他广义文学的充分条件），当属别论，不在论述范围内，如此而已。
被忽略的“或可”
缺乏政治面的国籍是不可思议的，“国籍决定论”不是纯粹解读法或文艺观，进而是文学名分的匡正基准，与作家作品质量无关。在地化华语至少是其中一个“决定性”元素，无论是口语或书面语，除非刻意模仿其他华语语系（如李永平、黎紫书的追求方向）。刻意悖逆是无法预设的，但刻意的动因无非是摆脱文学国籍的特征，岂是“逻辑谬误”？
左行风举证热心融入与认同马华文学的郁达夫可以部分被算入马华文学，是拙文的致命矛盾。实则拙文原句是：郁的“个别单篇作品或可凭质素或在地意义而归为殖民地马华文学大系”（第176页），左行风读漏了一个关键连副词—“或可”，分析哲学不是讲求语理研析吗？为求顺应文脉的展开，“或可”首先是悬念式伏笔，以便承接后文衍导出因国籍因素，它始终不过是马华侨寓、外侨文学。
其次，是出于郁达夫有落地生根的念头（本人倾向于温梓川的记载，而非黄锦树预测郁会赴台或返华），“或可”意味著对“原可”（准马华文学）的遗憾。其作最后仍“冠冕堂皇地进入马华新文学大系，名留（前）马华文学史”（第184页），是呼应前文与含否定义的陈述句。大系编者情感大理据，又回到大师争夺战课题，注脚过长，故拙文不予详述。
对“狭义”的偏见
“纯粹用一纸护照作为地域文学划界标准的单元主义”是“极端狭义”的马华文学？学界不乏狭义论文学的佼佼者，如顾彬、王乾坤等人。假如狭义可以处理广义束手无策的盲点（如大家都在回避的旅台与在台实质），有何不可？
把狭义视为贬义或狭隘的同义词，无疑是先入为主的偏见，无原则的广义（离散中文现代主义、无国籍华文文学之百鸟归巢）方为真正的误区。美国作家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因站在超越世俗恩怨的临高点，自称“没有国家的人”。离散中文现代主义者、无国籍华文文学作家的广义误区，远称不上是“没有国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