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黄锦树不止一次充满敌意地指说“本土派”对他的批评是“道德评断”，激起黄质问“他们凭什么预设自己有更高的道德立足点来做出上述指控？”
“他们自己又做了什么？”根据原文叙述，其实他们不是做什么“道德评断”，而是怀疑与建议居多，岂能以提问的态度判决言辞的合法性？再则，他们是“爱国主义者”有何问题？是黄锦树把“爱国”反讽成问题，转移焦点了事。爱国更多是情感问题，叛国才是道德问题。
八国联军侵华合法、文化大革命万岁、1+1=3都是错误的，无论指出这些命题价值判断或科学认知者是希特勒还是汪精卫，错就是错，情理是非分明，不可因人废言。论天下事，匹夫有责；不是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舆论自由吗？黄锦树竟然要求道德高度与贡献作为发言资格，否则不许怀疑与异议，打造特权阶级，简直匪夷所思，犯下了逻辑上不当预设的谬误。难道有德与功高者是真理的化身？更何况发言之前由谁来判决彼此道德高下？用什么矩尺测度？文学批评家或史家必须是道德家或文学大家？荒谬至此，谈何“自由的文学批评”？
黄挑战批评他的人来编选集，“别光说不练”。他曾批判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与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按其批评逻辑，为何不自撰另一本马华文学史与马来西亚华教史加以推翻？否则将会成为自己“最恨只会出一张嘴的家伙”了。除此，他也预设自己比方、郑拥有更高的道德立足点。
民间文化影响大
上述学术他律与寡头作风，遑论“君子和而不同”，或托尔斯泰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所谓的“有国籍”、“本土”、“爱国”这些词语如此神经过敏，并加以无限反讽，实属罕见，是否对个人构成了刺激性的隐喻？黄习惯自我武装，将文化与文学场域喻为“战场”、“作战”、“战役”；似乎无处不战场，舞刀弄枪，不战不成事，为马华文化与文学场制造无谓且恶劣的硝烟与暴戾之气。
黄锦树提问：“族间沟通非透过文学不可吗？”，假设作为通往国际华文文学不归路的跳脱理由，则答案是肯定的。华社的政、经、教机构都有“前线”人士在与狭隘种族主义抗争（包括成立马华文化协会、联办马华文学节、创设马华文学奖、独中课本收录马华文学），而注定是“彻底的政治的，甚至是族群政治的”马华文学与文化，为何可以独身自外？（角色推搪与资金不足是两码事）起因于自我边缘化的弃权？为什么马华文学？文学大则“前线”公器，理应担扛“政治抵抗诗学”的角色，发挥其本色与功能；小则“后方”私语，跨族怡情。黄的自相矛盾，显然是自我合理化华文文学对文学国籍的特意抽离。
笔者犹是怀疑黄对大马的心态与视野仍停留在八十年代，只看到少数官朝，忘了多数民间。影响力最大的始终是民间文化，跨族的力量大于官朝庙堂与象牙塔。以软实力对抗硬实力，此谓笔者疾呼翻译马华文学的原因，让马华文学的国籍职能归位，以免功成唐娟。黄早把“马华文学”正名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学”，既然华马文学严重贫血，借由翻译马华文学补缀之外，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翻译促进文化沟通
在国际华文文坛闪亮固然光彩，可是这共同体帮不上我们家里的忙。舍近求远，深耕国际华文文学，却让华社与马来社会交流撂荒，咫尺天涯，这是不可理喻的。为何要出版巫文版的《族魂林连玉》？当每一代马来人受到官方意识灌输而不解华人为何不接受国民教育时，难道台湾或是日本政府会出资把华社的心声翻译成马来文来进行启蒙吗？是以，黄引领马华文学朝向国际华文文学的定向航道，实则以单程为出路，以远水为自救，以无涯为家国，驶向集体迷离的中文现代主义磁场。
翻译是为了拉近距离与相互交通，是有条件地接近国家文学，何况语言未必是投诚的象征，可以是颠覆的工具，谁规定马来语只可书写爱国爱党内容？有曰：“穷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大马华人亦然，勿再错引华人持续末路式的“郁达夫寓言”了。难道上述都是那些黄锦树教会马华文学的事？甚至影响新生代？对于林韦地戏谑与挑战笔者办“爱国.真.马华文学”出版社、选集、大奖等，恕笔者无法重复掏出那么多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各种“资本”应答。还是那句：“救救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