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是什么？这种感觉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又实实在在可以体会出来。偏偏有国外学者用数字来量化这个感觉，而且他所研究的对象是17、18世纪的尼德兰（荷兰）和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农民要比尼德兰的农民幸福感更强。这个结论自然在国内是应和者寥寥，历史无法返回，我们也无法如穿越剧那般在历史长河中自由游走，但却让“幸福感”这个字眼进入人们的视野。
不是每个人都去过尼德兰，更没办法回到17、18世纪，甚至我连东南沿海的农村也很少去。没法去做比较，只能从生活的状态来感受“幸福感”。社会道德在这几年下滑得特别快，大家都说“没有底线”，因为层出不穷的丑闻，从官员到小百姓，各个阶层都牵涉其中，应接不暇。而官员腐败的速度尤其惊人，自然这与新闻的不断曝光有关。如果不报，小民又怎可知晓？但是官员的不作为，不用曝光，人人皆可得见。7月21日的特大暴雨，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将这种不作为彻底地放大。尽管那天周六我蒙头睡大觉，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是一种担忧却因暴雨的后果而笼罩到现在。
作为市政工程的主要内容，下水道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报纸在追问政府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去年6月特大暴雨。那天下午暴雨开始，傍晚6点的时候我上巴士，本来平时40到50分钟的车程，却实实在在的一直在车上待到凌晨1点方到家。近7个多小时，这个时间如果坐动车，可以从北京一口气开进湖北境内，可以从北京一口气开到东北长春。可能去年的暴雨没有今年大，人们的重视可能就此消减。但是下水道改造却迟迟没有行动，直至今年。我对下水道纯属外行，但财政部等拿出一个多亿的救援物资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不把下水道彻底整修一下呢？难道明年的时候，该淹的时候继续淹？7月22日放晴，主干道的路面干燥得特别快，似乎暴雨从来没有光临过。地下行人通道的水，却迟至25日才最终消失，我绕行近一公里去乘车的日子方结束。
穷人为富豪捐款
在民政局呼吁社会捐款的时候，网民嘘声一片。首先是市政府不缺钱，不比老少边穷地区，某省要求教师每人给北京捐款100元，自动从工资中扣除，这种“被主动捐款”教师们戏称是“穷人为富豪捐款”；其次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令人反感；再次是政府“三公”经费名目不详，公布的时候还羞羞答答，有欲盖弥彰之嫌。老百姓自然不满，花了那么多的纳税人的钱，有多少钱花到正事上？难道下水道这种事关民生的事情，不值得去做？特大雨季已经过去，虽然今年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不知明年是否依然如此？官员的不作为要何时才能结束？
近日看新闻，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要重盖，要说心情，就是“愤怒”！拆的时候不管，等拆得差不多了却说要重盖，难道这些官员看中的是这一拆一盖中拉动了GDP的增长？
现代《官场现形记》
基层官员的形象这几年败坏得也特别的快。尤其是事故频发之后，官员推卸责任的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名言”也层出不穷，从“信不信由你”，到以个人前途担保，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几成基层官员的代表特征。有学者说看清末的《官场现形记》，就可以了解官场生态。不仅官员自身，就连官二代的表现也令人无语，从“我爸是李刚”，甚至到“我爸是村长”，都可以拿来当护身符，基层官员家族素质迅速下降的同时，却伴随著因权力而普遍进行的官二代的萝卜招聘。长期以往，基层官员的整体素质将无法想像。北大去年有位社会学博士毕业，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河南某县一万多名大小干部的生存状态，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一读。
改革开放以前说阶级，现在说阶层。阶级是需要斗争的，因为是对立面居多，尤其贫农是要斗争地主，工人要斗争资本家。而现在的富裕阶层害怕被斗争，所以讲阶层的划分则相对和平。但不可否认，无论阶级还是阶层，不公平的现象皆普遍存在。孟子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
为什么现在会感觉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之后，心理落差也越来越大？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也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感觉。而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原来说的目的是要先富的人带动大部分人共同富裕。但遗憾的是，先富起来的人不管大部分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为富不仁”是主流，我们经常看到史书里大写特写的“富而仁”者，很遗憾，只是另类，要是人人“皆如尧舜”，那史书还有必要写吗？都要写上，那二十四史得有多少本呀！
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每个人对幸福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每个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所认为的幸福也是不一样的。真正的乞丐认为每天能够吃饱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恐怕大多数人是不能认同的。等乞丐每天都能吃饱的时候，他认为的幸福就不再是吃饱了。人的欲望和满足感总是在到达一个阶段后再次增长，“一山望著一山高”恐怕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每个人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也是无法衡量出来的。
就算是农村的居民，用“农民”一以概之估计也不行，也要分出个阶级出来，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他们的幸福感肯定不一样。看看刘姥姥，看看贾母，能一样吗？当然，这就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了，篇幅所限，我们只能留到下次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