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埃博拉、兹卡、狂犬病、爱滋病、日本脑炎等疾病，因可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传播，被列为人畜共患病（zoonosis）。恣意毁林不但使深山动物失去栖息地，也使得原本寄生于动物体内的细菌、原虫、病毒，因著生态环境变化而开始物色新宿主，进而找上了人类。
我国毁林现象猖獗，而且经常被粉刷成良性发展。立百病毒事件过了20年，这疫情和毁林的关系依然在国内未受重视，同样列为人畜共患的诺氏疟，近年全国病例的攀升和毁林的关系一样未受关注。
1994年，坦萨尼亚国家公园狮群发病毒疫情，3000只狮子死了大约1/3。造成这场疫情的病毒，原本只对犬科动物不利，猫科动物中招完全在人们意料之外。2000年4月，哈萨克逾万头海豹死于这种病毒的变种。2013年，专家证实，这病毒导致俄罗斯地区西伯利亚虎性情反常：呆滞、困惑、失去攻击性，并因此闯入村庄。
2019年7月，马来西亚登嘉楼州也出现同样症状的马来亚虎。这病毒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本地媒体新闻标题：犬瘟症病毒（canine distemper virus，CDV），麻疹病毒的亲属。
国人继续无视毁林代价，实在无异于自掘坟墓。
.jpg "2019年7月，一只感染犬瘟症病毒的马来亚虎走出森林 ，闯入登嘉楼州龙运的勿述村落。（档案照）")
人类社会近年来爆发的新疫情，人畜共患病占了70%。这当中有不少是原本只在人类以外的动物之间传播，基于某些因素而演变成人畜传染。环境变迁和疫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毁林代价，近年来日益受关注。
如果把森林想像成一个大城市，里面的各种生物就是居民。毁林，就像摧毁这大城市的一场浩劫。一些物种因而灭绝，原本强势的物种变成弱势，原本受制衡的物种突然占尽资源优势而开始侵略其他物种。
森林少了、没了，一些深山物种就开始在人类居住的地方寻找生存本钱。这些物种，就包括了看得见的飞禽走兽或昆虫，以及看不见的原虫、细菌、病毒。
首宗病例在马来西亚境内发生的人畜共患病，最受国际医学界关注的，要数诺氏疟和立百病毒。
1965年，一个曾经在彭亨森林里呆了几个星期的美国人，证实患上诺氏疟，而且是医学史上第一宗自然环境人类病例。这种由诺氏疟原虫（Plasmodium knowlesi）造成的疟疾，原本只出现在猴子身上，因此有“猴疟”之称，至今是唯一人畜共患类型疟疾。
2004年，一支研究团队在砂拉越加帛省，发现当地的3日疟病例其实都是诺氏疟，原因在于诺氏疟原虫外形和其他种类疟原虫极为相似。一旦不慎误诊，患者的死亡风险就飙升。其他专家跟进研究发现，种植业失控的发展，使得诺氏疟原虫猴子宿主频频到种植地和农地觅食，原本习以叮咬猴子的媒介蚊虫有可能逐渐把目标转向人类。
相对于诺氏疟，立百病毒事件在华社曝光率比较高。1997年，霹雳州传出零星的猪只和马匹疫情，然后就是养猪场工人患上急性脑膜炎。1998年9月，疫情恶化。根据外国专家的血清分析成果，当局将之归类为日本脑炎，并实施相应对策。
很不幸的，那是误判，导致政府对策完全阻止不了疫情恶化。1999年3月，全球病毒名单正式增添一个新成员，并以遭受疫情沉重打击的森美兰州立百新村命名。根据官方数字，那场立百病毒疫情总共265宗病例，夺走105条人命，最后一名罹难者死于1999年5月27日。
立百病毒天然宿主是狐蝠属（Pteropus）蝙蝠。研究发现，狐蝠因著人为毁林而失去栖息地。加上经常被人类猎杀，狐蝠不得不到果园去觅食。在饥饿或生存条件面对压力的情况下，狐蝠免疫系统弱化，体内病毒数量增加并溢入尿液与唾液。
就如武侠小说提及刺客如何利用无害物质下毒，怡保养猪场疫情是一场完美风暴。90年代的发展活动涉及大量毁林，狐蝠在养猪场周围种植的果树觅食，吃剩一半的果子沾了含有病毒的唾液，掉进猪圈里被猪吃下肚。病毒由此进入猪只体内，再由猪只咳嗽时排出的唾沫以及其他体液传染猪农。密集式的养猪场，以及猪农跨州贱卖病猪的行为，把疫情演变成一场灾难。
捕杀蝙蝠宿主恶化灾难
狐蝠携带的病毒，并不限于立百病毒。澳洲在1994年和1997年分别爆发亨德拉病毒（Hendra virus）和梅南高病毒（Menangle virus）疫情，宿主也是狐蝠。立百病毒爆发后，专家们在追查过程中又在马来西亚狐蝠粪便发现两种新病毒，分别命名为雕曼病毒（Tioman virus）和浮罗病毒（Pulau virus）。
其他蝙蝠种类携带病毒的例子，包括了SARS、MERS、伊波拉。
既然蝙蝠携带病毒，将之捕杀不就杜绝了瘟疫风险吗？
事情没那么简单。蝙蝠是自然界的授粉和播种媒介之一，同时也对昆虫数量有著制衡作用。大量捕杀肯定造成严重的生态冲击，进而殃及果农以及造成害虫泛滥。更何况，捕杀行动构成的生存压力使蝙蝠体内病毒溢入排泄物的几率攀升，进而增加疫情爆发风险。捕杀蝙蝠因此只会造成更多问题。。
最务实的防范措施，依然是保护森林生态环境，让森林物种和人类社群保持安全距离，不是恣意毁林肇祸之后再试图以捕杀了事。
.jpg "2018年10月8日，砂拉越乌鲁柯拉威6个伊班族村庄村民议决封路，反抗油棕公司和采石公司侵占土地。一直以来，希盟成员党是原住民寻求正义的盼望。今朝政府一旦和前朝一样姑息企业搞侵略，无疑是最无情的背叛。")
国人蝗虫式发展观 贪图近利无视代价
研究诺氏疟原虫和立百病毒的个别团队，先后获颁默迪卡奖。遗憾的是，这两种人畜共患病和毁林的关系，至今未成国人常识，无法带动警惕意识。
近数十年来，科学研究逐渐揭露森林在水供、粮食、疾病、以及气候等各方面的重要角色。
不幸的是，我国官民对森林重要性的认知程度依然停留在殖民时代的水准。在人们眼里，森林的树要砍、石要炸、河沙要挖、动物要捕猎、土地要用来搞种植业或开拓城镇度假村，要不然就是叫做浪费资源。国人对森林价值的认知，只局限于商业利益层面。说为了避免瘟疫而拒绝毁林，若和毁林带来的伐木种植采石地产以致贩卖稀有动植物的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总是最为诱人，也让人觉得较为实际。
森林丰富的生物资源，是未来药物的材料来源。保护森林，因此，不但是防止人类自毁，也是保留日后的存活本钱。但，研发药物的过程很耗时，而且有用的植物在外行人眼里纯粹是毫不起眼的普通树叶，并非电影或小说中的奇异花卉。时下较为流行的森林药物观念，是偏方补品那一类。然而，这种观念不会鼓励人们保护森林，只助长盗猎稀有动物的歪风。
在政坛，较为受关注的毁林问题，是涉及土崩的那一类，因为活埋和塌楼远比集水区破坏和生态环境崩溃更有灾难画面感，也是各阵营政治人物攻击对手的方便材料。伐木课题，则是政治人物表演变脸的舞台。在野的时候，就疾呼反对毁林。一旦执政了，就说州政府若不靠伐木赚钱就不能发展。
如此贫瘠的认知，使得国人对种植业的扩张极度宽容。一大片森林变成油棕园，纵使其毁林速度无异于亚马逊森林大火，人们眼前是“依然一片绿色植物”，难以具体了解何谓失控发展，更遑论视为灾难。
如果是打著“植林”招牌种植金合欢（acacia），那就更不当作问题了。再者，从前朝到今朝，政府替单元种植业涂脂抹粉是不遗馀力，而且总是沿袭一套“西方势力打压”论调，把任何批评都说成是不怀好意的外国企图。与这种论调形影不离的，是国内舆论常见的“他可以做初一，我为何不可做十五”的说辞。
每次提及油棕业毁林，就有一箩筐的反驳疾呼“大豆种植还不是一样毁林”、“西方畜牧业破坏的森林哪会比咱们少”。这种逻辑，不外是“我们自残你们就阻止，别人自残又没见你们阻止，这哪公平”。
既然毁林的核心动机是商业利益，市场需求自然就影响毁林的速度。根据国际森林研究中心（CIFOR）在今年1月发表的报告，婆罗洲森林毁林速度在2017年慢了下来，一大因素是棕油价格下跌。这实在不见得是什么好消息。从铝土矿到洋垃圾和猫山王榴梿，洛阳纸贵现象总伴随著蝗虫似的风潮，以致恶化成环境灾难和犯罪行为。毕竟，自制从来就不是国人的强项。
对森林存有敬畏和珍惜之心的，大概就只有原住民了。
.jpg "古迪亚认为，只要能提出科学证据，人畜共患疾病风险是可以作为反对涉及毁林的工程计划的理由。")
州政府手操森林生死 新法难守原住民传统智慧
既然官民环保意识是不足以遏止毁林，法律就可说是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我国宪法阐明，土地与森林事务权限归于州政府。联邦政府在森林事务只能对州政府提供意见。不幸的是，州政府在森林事务方面是劣迹斑斑，就连已经宪报为集水区的森林，州政府可凭著经济为由而撤销，进而批准伐木甚至种植业。
今年7月8日，水务部长西维尔在国会走廊告诉媒体，政府将不会透过修宪变更州政府在森林事务的权限。这意味著，我国森林存亡依然要看州政府脸色。
关于森林医药资产的保障，我国确实有相关法令。律师古迪亚（Gurdial Singh Nijar）曾经代表我国以及发展中国家争取生物资源的国际管制。
他接受笔者采访时解释说，如果外国企业来到我国，到森林去了解原住民的草药，以及那里的植物、土壤，并且从这些知识研发出产品牟利，然后却没将这些利益和原住民分享，这基本上是一种盗窃行为。
.jpg "虽然《2017年生物资源之取得与利益共享法案》已经在国会下议院通过，何时生效却还是一个未知数。")
2010年10月30日，多国代表们经过两星期的谈判拉锯战，通过了《名古屋协议》（Nagoya Protocol）。2017年8月1日，国会下议院通过了《2017年生物资源之取得与利益共享法案》，至今尚未生效。
讽刺的是，我国原住民因著长年被剥削，许多族群语系已经列为濒危。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瑟鲁（Seru）、柯纳波伊（Kenaboi）以及卡纳人（Orang Kanaq）语系已宣告灭绝。没了母语，没了习俗地，没了森林，传统草药知识还保得住吗？再加上失控的毁林，这法令生效过后恐怕已经没剩下多少保护对象了。
那么，人畜共患病的疫情爆发风险，是否足以用作反对理由，以拒绝涉及大幅度毁林的工程计划？古迪亚表示，只要能提出科学证据，就可以对簿公堂。古迪亚在红坭山亚洲稀土公司污染事件，以及巴贡大坝诉讼案，都是受影响社群的代表律师。在法庭上以科学数据以及专家供词交锋，财力雄厚的企业或政府当然是占尽优势。受害的穷人这时候就亟需非政府组织的支援。
何时才认真看待毁林？
巴西近年毒蝎伤人事件日益攀升，在2017年总共是12万6000宗，184宗死亡案例。问题肇因是在于毁林和都市扩张，导致原本栖息在草原的黄蝎入住都市排污系统，以蟑螂为唾手可得的美食。雌性黄蝎不需雄性受精也能繁殖，而且几个月不进食也能存活，使得问题更加恶化。
巴西黄蝎问题，在本地的曝光率，远远比不上亚马逊森林大火。就连如今发生的烟霾，国人甚少追查国内的火点，尤其是泥炭火，干脆把矛头指向印尼。如果真的要等到闹出人命才愿意正视毁林和瘟疫之间的关系，这种态度，比大火更可怕。
我们真的就甘于这种自甘堕落的态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