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2025年12月因经济恶化，民不聊生而爆发大规模示威，也蔓延到全国各地，当局的镇压更导致上千人死亡。表面观之，这只是遥远的波斯古国震荡，但若从政治思想与权力运作的角度切入，其馀震必扩散到马来西亚马来人政治，尤其对宗教政治的未来走向，具有高度启示。
当然，这并非伊朗首次陷入社会动荡，自2015年至今，伊朗已发生近20次超过万人规模的示威，最长一次甚至持续了数个多月。换言之，不稳定早已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伊朗政治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下的常态反应。
这些抗议的诉求有不同的层面，从经济困顿、恶性通胀、宗教政策争议，以及最基本的供水供电问题。议题看似分散，却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即国家治理能力与资源分配出了问题。2025年底这一波示威，尽管被形容为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但综合目前各方观察，伊朗政权短期内没有濒临崩溃迹象，而外部的势力如伊朗最大敌对国美国，虽警告伊朗当局勿杀害示威民众，但目前还在观望，也没表明会介入推翻现有的政权。
毕竟，从政治学角度言，社会动荡要演变为政权更替，至少需具备两个条件，即统治精英公开分裂，以及有组织、有影响力的反政府力量出现。这两项条件，目前在伊朗仍不成熟，反之国家机器只要能维持最低限度的运作能力，体制往往得以延续。因此，这一波示威能否解读为“革命前夜”，乃言之过早。相反地，依循惯例，伊朗政府在展现强硬姿态后，往往再透过政策的安抚如撤换政府高官、调整工资或发放补贴，为社会情绪“止血”。
然而，伊朗现有困境，也反映出一个以宗教革命起家的政权，长期拒绝制度修正下，耗损社会信任与基本盘，而走向崩溃边缘。这对马来西亚，尤其对马来人政治中日益制度化的宗教叙事具有警示意义。
尤其，1979年的伊朗革命对全球伊斯兰世界影响深远，大马伊斯兰政治兴起也与之息息相关。1979年那一场革命并非单一宗教运动，而是宗教力量、左翼、民族主义者与城市中产的联合行动，推翻了亲西方、威权且高度不平等的巴列维王朝。然而，革命成功后，权力并未回归社会，而是逐步集中于以宗教领袖为核心、由宗教精英与革命卫队交织而成的“平行权力结构”，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掌控司法、安全与庞大经济资源，却缺乏制度性问责。
40多年前的伊朗革命，牵动了本地马来人思潮，让“伊斯兰政权”从理念变成现实想像，其中最显著的体现就是伊党的路线转向。1982年，伊党内部完成权力更替，由宗教师主导党的方向，正式告别以马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路线。
当时上位的党主席尤索夫拉瓦（Yusof Rawa，其儿子现为诚信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慕扎希），曾在伊朗革命前出任马来西亚驻伊朗大使，亲眼见证伊斯兰革命的动员力量。他不认同巫统与伊党早期所依附的马来民族主义，认为那是一种狭隘、违背“穆斯林共同体”理念的政治哲学。伊党的组织结构也随之转型，宗教师理事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这设计灵感，正是来自伊朗革命后的权力架构。
自此，马来主流政治的竞逐，不再只是族群、发展或分配之争，而是逐步宗教化。巫统为了对冲伊党的伊斯兰化叙事，建立一系列官方伊斯兰机构；伊党则反过来指责巫统“伪伊斯兰化”，双方竞逐的，不只是选票，而是谁更具“宗教正当性”。然而，巫统长期执政下自我腐化，最终导致2018年首次下野，更催化了2022年“绿潮”的全面崛起。
马来人政治警示
因此，伊朗今日所面对的困境，对马来人政治格外具有警示。伊朗的问题，并不只是长期面对著西方的制裁。实际上，这40多年来，其能源出口从未真正中断，反观俄罗斯近年同样承受严厉制裁，更一度出现“战时繁荣”。真正的差别，在于权力结构与资源配置方式。
伊朗政教合一下的“平行权力体系”，即民选政府与最高领袖领导下的非民选机制，如掌控著伊朗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伊朗革命卫队，长期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海外军事行动与军备建设，如支援与扶持加沙的哈玛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以对抗以色列、美国及地区敌对势力，试图建构本身在区域的影响力，但这一切未能有效转化为国内民生改善，最终只能依靠超发货币维持运作，导致结构性通胀与社会不满。这不是意识形态失败，而是治理失效。
这一发展轨迹，对马来半岛的马来政党，尤其伊党的“宗教治国叙事”，犹如一道尖锐拷问，当宗教被视为不可挑战的政治正当性来源时，是否同步建立了有效的财政纪律、权力制衡与政策问责制度？若无法处理现实的资源分配与权力约束，宗教政治同样能走向腐败和治理失灵，最终侵蚀自身的道德与政治正当性。
伊朗民众今天的抗议，未必能推翻神权政权，却清楚展示了，当一个以道德与革命起家的体制拒绝自我修正，社会稳定和治理能力终将被慢慢耗尽。对马来西亚而言，这不只是中东的动荡，而是一场关于马来人政治未来方向的提前预警，也是任何多元社会最难承受、且最难逆转的制度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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