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归前，该走的都移民了；留下的也许是不能，或没能力移民。然而，大部分港人相信基本法所保障的权益，以及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所承诺的“50年不变”。遗憾的是，致力香港主权回归的老领导，无法见证香港回归的那一刻。
在鸦片战争以前，香港只是一个渔村，国际地位也不如澳门。澳门自公元1557年起，就被葡萄牙当作贸易据点，在万历年间开始缴纳地税租金，作为欧洲、明朝和日本的贸易中转站。随著鸦片战争的失败，澳门也正式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清朝与大英帝国先后爆发两次战争，分别于1843年和1860年永久割让香港和九龙半岛南部，所谓的99年租约，其实是指英国于1898年，跟清朝租借九龙半岛北部和新界部分。这也是二战结束时，为何丘吉尔宁死也不归还香港的主要依据。
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能够成功争取香港回归，主要是因为美苏冷战后期，中国选择经济改革开放的路线，当时的中国主要还是亲西方阵营。然而，在归还香港主权的问题上，英方当时在归还整个香港，或只归还99年的新界上犹豫不决。
香港在百年历史中，累积许多复杂的情意结。自从被割让后，在英国经营下发展为国际贸易港，无论前往北美、澳洲或东南亚，大部分“猪仔”从香港出发。此外，香港也沦为反清革命的岸外据点，是革命党人活跃，躲避清廷追捕的庇护所。
在推翻满清政权后，中华民国的政治内斗不曾停止。民初在广州反孙中山的陈炯明，或蒋介石主政期间的南天王陈济棠，他们在斗争失败后也都逃到香港。由于地缘特殊关系，可以说在英殖民百多年间，香港由始至终都是政治犯的庇护所。
香港在文化娱乐事业上能一枝独秀，也跟国共内战有关。国民党于1949年撤离大陆后，当时有许多工商、文化与娱乐行业从上海大量迁到香港，为此，香港早期的娱乐和演艺事业都是以普通话为主，不幸地也把上海房价高的问题搬到香港。
香港社会复杂，清朝虽在1911年终结，其法典“大清律例”在香港延用至1972年。即便到了2018年的财产诉讼，依旧会参考和引用大清律例。有鉴于此，一个国家若要修订法律，当然有其正当性，然而，民间无论支持或反对已形成严重分歧。
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在谈判中，认为香港归还需要逐个条例细谈，言下之意，英方只愿意归还新界租地。英方当时甚至认为归还香港，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上，可能给香港造成严重的灾难后果。有鉴于此，邓小平才会有50年不变的承诺。
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 在于司法系统与内地不同， 可直接跟国际接轨，并非随便可取而代之。一旦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后，损失的不止是香港，这也许应验了英方当初的顾虑。唯，邓小平当时却认为，香港若有那么一天，中国全民将勇敢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