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书写的“失业保险计划”系列文章主要谈的是劳工若失业了怎么办？2016年，失业人数近五十万，被裁员的快4万人。企业周期性缩减开支、倒闭结业，无论是工厂劳工还是主管，谁都可能曝露在这风险中。
那么，在失业劳工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以前，我们是否有提供任何社会安全网，好让他们能够相对稳定地渡过这关键又险峻的阶段？
这在别的国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全球有170多个国家为失业劳工提供各种社会支援。每个国家认定失业劳工的标准、提供哪些支援、需要支援多久也有很多辩论，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劳工为何失业”。
如果我们意识到劳工失业是来自外在因素如经济运作模式，而不是陈腔滥调地归咎于劳工本身的惰性与不长进，社会愿意为失业劳工提供支援的共识也就会更高。
当然，在大马的脉络中，社会成员一般乐见“失业保险计划”的设立；难题在于，我们对于社会政策的讨论往往卡在对官僚制度执行力的不信任，以至于我们无法更深刻地辩论社会政策本身的内容，而渐渐失去对社会政策的想像力。例如，失业老中少、失业单亲父母、长期失业、周期性失业的劳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多元且友善的资源安排。
如果，“失业保险计划”系列文章要关注的是劳工失业以后的制度性安排；另一个与此题目同样重要的面向是，公司为何关厂倒闭。在收集资料期间，曾看到一位前线记者针对一宗关厂事件，留下一段重要的线索，还有待日后追踪。
文中提及，一位主管级的劳工，事前对公司即将倒闭毫不知情。他在那家工厂服务前后整整13年，也难逃被裁员的命运。结业前，公司高层以迁移新厂之名，要求所有销售员追讨所有欠款，然后开始把公司资产搬出，内部员工未起疑心。该公司甚至悄悄开设另一个银行户头，将剩余和脱售资产的资金转到新的户头。
偷龙转凤的“关厂”，也经常出现在跨国劳工运动的讨论中，他们除了谈如何支援失业劳工，还包括关注企业为何关厂撤资的问题。对劳工而言，他需要的始终是一份工作；对企业而言，这才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