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总稽查司报告的公布，就如一面照妖镜，照射出躲在官场内的妖魔鬼怪，也让民众看到隐藏在政府机构内的黑暗一面。
从总稽查司报告揭露的天价采购、监管不严使工程成本飙升、管理不当使一流的设备沦为三流的场所，再到种种大小的浪费，这些弊端年复一年地发生。除了一小部分因备受民众关注的舞弊案，如巴生自贸区和国家养牛中心案件，在舆论下迫使当局采取行动外，更多的时候都是在一阵喧哗议论后，事件就随风而去，不了了之。
这拆射出的不只是官员的不专业、官僚的滥权及无能，更反映执政者或掌权者，缺乏政治的意愿，不愿对症下药，不从体制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进而让问题不断的重演、让历史不断的重复，甚至衍生成一种贪污的文化、腐败的机制。
实际上，每一个新政权上台之初，往往都试图通过反贪反腐行动，来进一步巩固本身的合法性及建立起威望。从马哈迪上台时提出的廉洁、有效率、可信赖的口号，到阿都拉新官上任后的肃贪行动，也办过数宗舞弊案，推出数项反贪措施，但这一切最终敌不过党内的制约及利益集团的反扑，反贪反腐反到最终，一切都无疾而终。
这也是为何曾在总稽查司报告内，一连数年被点名备受关注的大案，如巴生自贸区舞弊案，至今还没有任何高官需为此负上责任。
当贪污腐败滥权，成了社会体制的一部份时，其带来的恶果，将不只是个人的道德观或伦理的衰败，而是一个社会、国家整体的败坏。近年来我国治安的败坏，边防的失守，就是很好的实例。这跟把关执法的不严、滥权及贪污，息息相关。
因此，要免于贪污带来的祸害，单从教育大众及检控失职者著手是不足够的，更应从衍生这些贪污腐败的结构中改革，赋予民众强大的监督力量、让媒体独立运作，建立起全面的反贪机制。这包括恢复地方议会的选举，允许及提高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落实透明及公开的的政策，通过公开招标，杜绝黑箱作业、减少朋党利益的输送。
毕竟，在反贪反腐中，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是不能缺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