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18日讯)安盛专案、净选盟、反贪污及朋党主义中心及贪污克星等发布联署声明,呼吁所有政治人物及利益相关者,在多党竞争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务必共同捍卫君主立宪制、内阁制民主以及三权分立原则。

这份声明共由94个公民社会组织、2个政党及64名人士联署发出。

声明引述英国宪法专家沃尔特·白芝浩的论述指出,君主立宪制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把超然于政治之上的君主(即崇隆部分),与负责国家日常治理的国会及政府(即效率部分)区分开来。

“这种区分让君主得以免受政治争议的冲击,也让他能够凝聚一个可能因政见不同而出现分歧的国家。”

“君主不偏不倚的立场,使其成为各政党都能效忠的团结象征。当总统制民主国家选出如特朗普这般引发争议的领导人时,白芝浩的洞见更是得到了印证。”

他们表示,我国《联邦宪法》第40条文赋予国家元首极其明确的裁量权,即委任首相、不同意解散国会的要求、召集仅关乎各州统治者殿下特权、地位、荣誉与尊严的统治者会议,以及在该会议上采取的任何行动及宪法提及的任何其他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无论是以国家元首名义发表的任何声明或采取的任何行动,皆是基于内阁的建议。”

“这正是为了确保任何政治上的责难皆由民选政府承担,而不是由超然于党派之上、首要职能为团结国民、统而不治的君主来承受,这在保障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中属寻常现象。”

他们坦言,民选政治人物固然存在种种不足,但相比于非民选机关,他们拥有一项优势,即可以被选民定期撤换,各部部长必须有道德勇气做出明晰而审慎的决策,以免产生王室需要出手的公众观感。

“这是内阁制民主下维持政治稳定的一大关键。当人民不满时,他们可以在不破坏现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更换政府。”

他们阐明,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君主立宪与议会民主乃一体两面。因此,王室与民选政治人物必须互相尊重对方的正当职能,并恪守宪法所明定的界线。

“这监督与制衡机制绝不可遭到削弱。我们更绝不能让马来西亚沦为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或洪森治下的柬埔寨:在这些国家,王室被行政当局所操控。”

他们强调,我国有必须独立于民选机构,尤其是行政机构之外的非民选机构。

“司法机关、检控机关、选举委员会、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审计长、国家人权委员会、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等机构,必须保持独立或中立,有的是为了积极对政府与国会发挥监督与制衡作用,有的则是为了避免被民选政治人物操控、利用,或沦为对付他人的武器。”

“其次,还有另一类非民选机构,如文官僚体系、警察和军队。其首要职能是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内,辅佐现任政府执行法律与政策。他们必须受到保护,免受政府的专断作为逼迫,同时也必须避免自身沦为政府对付他人的政治工具。”

他们表示,在长达五十年的一党执政下,民选政府与上述独立性及辅佐性非民选机构之间的权力分立遭到了侵蚀。

“这正是马来西亚迫切需要在下届大选前完成多项体制改革的原因。我们必须确保,无论哪些联盟或政党上台执政,非民选机构的独立性或中立性,以及专业精神,都不会受到削弱。”

他们补充,关键职位的委任,也不应只交由首相一人决定。国家元首的职责在于依法任命,而非自行遴选挑选候选人。

“候选人的遴选应通过包含国会实质参与的程序进行,审查过程必须保持公开透明,同时保障候选人的隐私与尊严。决定权应归属于涵盖各党派、且须向选民负责的民选政治人物。这重担不应推卸给王室,以免将这至高无上的崇隆机构卷入政治漩涡。”

他们坦言,这些体制改革可能会引发非民选机构内部人员,例如总检察署、一般公务员体系或警方的焦虑与不安。

“作为正当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顾虑、诉求及立场必须得到倾听,以确保体制改革不会产生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而听取各方意见的最佳平台,莫过于专门为研究此类改革而设立或授权的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

“正如公民社会组织与私营领域的团体会到国会专责委员会前陈述它们的立场,我们呼吁相关机构的负责人亦应采取同样行动。他们的顾虑与意见理应得到严肃对待,但这一切绝不能在缺乏透明度的暗箱(或闭门)状态下进行。”

程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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