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3日讯）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以5点声明，抨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预测若昌明政府再执政10年，马币兑新币可升至2令吉50仙，是言过其实的。
他说，倪可敏日前指马币已成为亚洲表现第一佳的货币，3年升值30%，并预测若昌明政府再执政10年，马币兑新币可升至2令吉50仙，届时许多人将返马发展，这说法明显言过其实，值得社会理性审视。
马汉顺指出，第一、短期回升不等于长期强势。马币兑美元由4.80回升至3.90，确属阶段性改善，但此前多年持续走弱亦是不争事实。2014年至2024年间，马币整体仍呈下行趋势，累计跌幅超过30%。
他说，若仅以低点反弹来形容为“亚洲第一佳表现”，却忽略过去10馀年的整体趋势与结构挑战，未免失之偏颇。货币强弱，最终取决于生产力、投资信心、产业升级与财政纪律，而非单一时间段的升幅。
他也说，正如东京大学博士生张恒学在一篇评论中引述童贵旺的分析指出，事实上，本轮马币回升有其特定背景，包括美国进入降息周期、外资回流新兴市场，以及政府推动的国家总投资（GLIC）主导的GEAR-up计划。该计划承诺未来五年向国内投资1200亿令吉，今年仅推行半年，加上公积金（EPF）等GLIC减少海外投资所带来的资本回流，皆对汇率形成支撑。《The Edge》亦曾引述财政部文章指出，马币升值更多是一种“当下”的现象。
他指出，第二、“亚洲第一”缺乏完整比较依据。若要断言“亚洲表现第一佳”，理应提出明确的比较基准、时间区间及对照对象。亚洲主要经济体众多，各国货币走势受不同政策与经济条件影响。倘若没有系统性数据支撑，此类“第一”的表述，难免流于政治口号，而非严谨经济评估。
他表示，第三、将汇率预测与执政年限挂钩，过度简化经济现实。汇率走势受全球利率政策、地缘政治局势、国际资本流动及大宗商品价格等多重因素影响。即便在独立货币政策框架下，政府亦难以单方面主导汇率走向。
他说，将“再执政10年即可升至2.50”作为政治愿景，显然过度简化复杂的经济变量，容易误导公众对政策能力的认知。
他表示，更关键的是，即使币值升高，也未必等同于人民真正富裕。技术上，生产力的提升取决于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两个变量；若仅因汇率变化或工资名义上升而计算为“生产力提高”，那不过是数字游戏。真正的生产力，是让国人具备更高技能、更高附加值的创造能力，使收入由市场实力决定，而非政策短期调节。
他指出，第四、个别现象不能推论整体趋势。以马币兑印尼盾升值为例，便推论印尼女佣与棕油外劳“不愿返国”，此种说法缺乏严谨数据支持。劳动力流动涉及薪资差距、就业机会、家庭因素及本国经济状况等多重原因，绝非单一汇率变化所能决定。
他说，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过去制造业优势逐渐被区域国家追赶甚至取代。若产业仍停留在低端制造与初级商品阶段，即使币值回升，也难以建立长期竞争力。
他表示，第五、汇率升值未必全民受惠。货币升值固然有利进口与出境消费，但马来西亚属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汇率快速升值亦可能压缩出口企业利润空间，影响就业与投资。
“更重要的是，人民更关注的是物价是否下降、工资是否上涨、生活成本是否减轻。若现实生活压力仍在，经济表现，如何满足民生关切？”
他说，张恒学引述童贵旺的文章也指出，国家投资基金与GEAR-up计划的真正标准，不应只是汇率或资本市场表现，而是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从课室里的学生、乡村中的农民，到工薪阶级的青年。若这些投资能切实提升技能培训、基础设施与创新能力，3到5年后或许能看到生产力提升的成果；否则，汇率升值终究只是阶段性现象。
他指出，事实上，国家经济若有改善，固然值得肯定，但任何阶段性的成果，都不应被过度放大，理应以稳健数据说明，并以谦逊态度面对挑战。
他表示，过度乐观的修辞，或许能营造一时气氛，却难以取代长期改革与结构转型。唯有持续提升国人生产力与产业竞争力，马币的强势才可能真正站稳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