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受伤害的明明是我，但最后我却成为了牺牲品？”
今年 40 岁的陈金玉是一位职业律师，她经常在面子书上分享保护儿童的法律观点与案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她会走上这条道路，是因为在儿时，她曾是家庭性侵的幸存者。
多年来，她在恐惧、羞耻与自责里挣扎，但随著长大，她决定不再让伤害定义自己，而是学习法律、成为律师，站在更多受害儿童与家长的身边。
如今，她以专业陪伴著每一位幸存者，也在陪伴他人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疗愈了自己。
在7、8岁那年的某天，陈金玉像往常一样在家。
当时，她的爸爸外出，而患癌的妈妈卧床在前房休息。在后房，施害者压在她的身上，强吻她的脖子，更用下体磨蹭她的下体。
“老实说，当时我根本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一直大喊救命啊！走开！放开我！要施害者放开我。”
不过当时她只是个7、8岁的小女孩，根本无法对抗比自己年长且强壮的人。
“当时隔壁房的妈妈听到我的呼喊，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停施害者…”她回忆说，妈妈喊说：“（施害者名字）你在做么？你放开阿妹！你去倒水给我喝…..”
或许是此时，爸爸也正好回到家，最终制止了这次伤害。
“我想，我妈妈有把刚刚我大喊的事情告知爸爸，因为我记得我爸爸有鞭打施害者的。”
她更自嘲地说道，当时自己还小天真，甚至傻傻地替那个伤害自己的人向爸爸求情，完全不懂事情的严重性。
“虽然那时候施害者强暴不遂，但因为同住一个屋檐下，我更是和他同房直到大约17岁左右，期间他其实一直都有在非礼我，包括捏我的胸部、屁股等等的敏感部位。”
不过，碍于当时陈金玉对性教育的认知不高，所以不以为然，直到14、15岁那年，她才在课堂上接触到性教育。
“然而关于性这一块，一直都是我们家庭里的‘禁忌’。”
也因为是“禁忌”，所以她不敢说，也或者是当时没有足够的性教育知识，所以她没有危机感。
“直到有一次我在报章上阅读上一则新闻，新闻主人翁也是一位被家庭性侵的幸存者，她不幸被多名家庭成员性侵….”
读了这篇报导之后，才让陈金玉突然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随后她更把剪报剪下来，放在房间的桌子上。
“因为当时我还和施害者同房，有一次我注意到他看这篇剪报的神情，很闪缩。”
从媒体上获求助资讯
从施害者的神情，让当时的陈金玉更确定自己不安的感觉，不是多虑。但她当时仍不清楚该如何处理。直到有一次听到电台宣传，鼓励有需要的人寻求心理辅导，她才鼓起勇气拨打心理辅导专线。
在心理辅导员的建议下，她采取了实际的保护措施，例如与施害者分房，确保自身安全。
她回忆说道，当时鼓起勇气和爸爸提出想要和施害者分房睡，爸爸有问说为什么，她更直接说了句：“因为我不想晚上被强暴！”
当时爸爸没有多问，但也给施害者买了一张可折叠的床架，让他搬到客厅睡。
“我那时候没有觉得奇怪，长大后我把这件事告诉心理辅导师，最后我想，其实爸爸早已知道施害者的所作所为…”
为什么受害者会成为牺牲品？
长大后，陈金玉曾想质问爸爸，为什么小时候没有带自己去报警，但她始终没有问。
她回想，或是当时父亲认为如果这件事情被揭露出去，自己未来的生活会受到影响，自己就会没有人要。
“老实说，我很恨我的父母，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保护到我，让我受到伤害。”
她甚至有段时间曾经憎恨生病的妈妈。
“虽然我知道当时她生病，但我却会觉得大家不是说为母则强吗？为什么她不来救我？”
目前，她与父亲的关系也仍存在隔阂，因为心中有太多无法理解的地方。
她说：“为什么明明我是受害者，最后却感觉自己成了牺牲品？”
陈金玉直言，自己之所以选择成为律师，正是希望为自己发声，将施害者绳之以法。
去年，她曾到警局报案。不过，作为律师的她早就清楚，事隔多年，透过法律取得直接公正的可能性非常有限。
“我只想让自己的心里有一个结束。”
小时候的她无能为力，无法为自己发声；而长大后的她，不论结果如何，也希望至少能为自己努力一次，为自己的心灵寻求保护与安宁。
陪伴受害者，也疗愈自己
陈金玉目前承接的案件包括儿童性侵案件，她以旁听律师的身份，陪伴幸存者走完所有与司法相关的程序。
因为曾经历相似创伤，她试着理解幸存者的心情与心理状态。
“以前的我总以为，自己只是用专业知识来陪伴和帮助幸存者。”
在实际工作中，她逐渐发现，陪伴幸存者的同时，也在慢慢疗愈自己。
“有时候听著幸存者讲述整个经历，我会想，原来当年自己没有错……”
她最后也坦言，曾经有一段时间，她经常陷入自责，责问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力气抵抗伤害；但透过陪伴他人，她逐渐释放了这份自责，也重新理解了自己的力量与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