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无可否认,本国华社民间信仰的讯息传承,在相当程度上乃依赖“口述”和“身教”,借助文字的部分虽非没有,但可能仅涉及少数关键人士,如庙祝、法师、相关社团秘书等。惟这些人对文字的掌握能力,尤其若涉及较深奥的古文的话,恐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当然,民间信仰界也不是没有具较高华文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信徒,但相比于主流宗教,恐怕其人对民间信仰的参与度,还是偏于表面或随机,而非深入和固定地而至能助其传承乃至发扬文字传统。这若相比于中华传统的主流宗教,如道教和汉传佛教,乃至某些民间宗教如一贯道、德教等,更能凸显民间信仰界的“人才缺口”。

其实,也不能否认很多民间信仰组织根本没意识到有需仰仗文字传承,或觉得保留最低限度,偏仪式性、符号性的文字传承就够了。反正信仰的主体和主轴是各种“拜拜”、“分享”、“行善”、“供养”、“守戒”、“禁忌”等“行动主义”,而这些单靠口述和身教就可以代代相传了。确实,有些民间信仰光凭筹办、主持各种活动,就可保持万头攒动、香火鼎盛很长一段时间。

然随著社会不断发展,当新生代不一定与前辈们住得很靠近,也不一定经常保持联系(如城市化、环球化效应),加上所接受的新式教育(尤其西式教育)令其人不仅思维上、观念上,乃至语言上(如方言——甚至华语的式微)都开始与前辈们产生隔阂、落差的时候,所谓口述和身教,就未必靠得住了。

易言之,民间信仰界虽可能基于目前尚可亲见的局部荣景(如游神和庙会的热闹)而信心满满,但若因欠危机感、无宏观识见而忽略了应尽早重建或开辟文字传承的基础工程的话,有可能不需两三代人的时间,就难以为继了。某些人或觉得这也没啥大不了,反正民间信仰原本就只是传统中华文化生态的某种派生物,若生态变了而无法维系的话,就让其寿终正寝呗。

虽说不得不承认某些民间信仰著实含迷信或市侩的成份太大,对人们弊多于利,所以不值得惋惜。但许多民间信仰其实不仅属于正信,且对上述文化生态有著相当积极的贡献意义和作用,包括协助保存和传播一些正当的传统世界观、价值观、伦理和审美,若坐视其凋零、失传,恐怕是种文化灾难也!

总之,若回顾民间信仰的历史,诚如一些比较悠久的庙宇内的牌匾、碑文、经文、签文、祝辞,乃至雕梁画栋和壁画等文物所能证明的,当年确实有懂文字、识“礼教”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而且扮演蛮重要的角色。毕竟早期的部分民间信仰庙宇确实亦属社群的文教,乃至政治和经济中心。

如何复活、重建或开辟民间信仰的文字传承呢?除了延续原有的古文资料(如道教和汉传佛教保存大量经典原文),或许更亲民、便民的白话文的广泛使用会更迫切——乃至其他语文(如印尼的孔教和民间信仰庙宇使用印尼文)也值得考虑。然或更重要的是:民间信仰要开始重新组织其一套可用文字传承的内容了,包括把一贯仰赖口述和身教的资讯文字化。

当然,如上所提:除了意识和远见,民间信仰界恐怕眼下最缺的是相关专才和人力,这或许是当下华社文教界可考量是否应与之“合作共赢”的事了。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郑庭河

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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