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仪：新年没烧猪可行吗？

近期，雪兰莪宣布将分阶段关闭州内养猪场，并停止批准新的养猪执照。消息一出，立即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对部分族群而言，这不仅是一项农业政策的调整，更触动了文化与传统的敏感神经。尤其在农历新年之际，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浮现：没有烧猪的新年，还算完整吗？

那是一整只烧猪被切开的声音，是酥皮裂开的清脆，也是长辈一边分肉、一边叮嘱“要齐齐整整”的仪式感。对许多华人家庭来说，烧猪从来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象征——象征完整、丰收与团圆，也象征敬神敬祖的心意。

而且，烧猪并不只属于新年。无论是开张祭拜、还神谢恩，还是婚庆喜事，烧猪往往被视为最隆重、最体面的供品。它代表的不只是味道，更是一种礼数与传统。因此，当政策触及养猪业时，牵动的就不仅是市场供需，而是一整套延续多年的文化实践。

问题或许不在于餐桌上少了一道菜，而在于当产业逐渐退场，我们是否也在无形中让某些文化实践失去立足之地？当治理选择以“关闭”回应争议时，我们是否也该思考，是否还有其他在环境保护、社会和谐与产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的可能？

养殖场问题不能一刀切

笔者注意到，现代化养猪计划并非新议题。据报道，雪州“集中式、现代化养猪区”的构想，可溯到2008年。当时，时任大臣丹斯里卡立在新闻声明中系统阐述了州政府推动现代化养猪的政策方向。

简言之，关闭养猪场的计划早已存在，只是今年才真正加速落实。自今年一月起，雪州政府停止发出新的养猪执照，并著重清理丹绒士拔现有的养猪场地。原本旨在集中管理、推进现代化养殖，但多年来实践成效并不理想。

同时，非洲猪瘟的冲击让行业雪上加霜，近年来我国本地生猪价格每100公斤飙至1780令吉，成为亚洲最高。然而疫情加快了政策的推进，也让政策选择显得更为紧迫。

其实雪州政府关闭养猪场的决定，理由并不难理解。因为小型养猪场长期面临环境污染问题，比如：臭味、废水难以控制。要达到卫生标准，需要现代化技术与规划，这正是小型农场难以负担的挑战。再加上雪州城市化速度快，土地昂贵、社区密集，冲突自然被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将养猪场集中管理，确实是一种快速、直接的治理方式。

然而，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并非没有代价。它改变的不只是供应结构，也直接影响市场价格，切断了当地小型养殖场的收入来源，同时也触动了文化神经。养猪业不仅关乎经济，更承载了非穆斯林社群的传统饮食与生活文化，因此政策实施需要兼顾环境、产业和文化的平衡，而非单纯依赖关闭作为解决方案。

更何况，这次受到影响的猪农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是顽冥不灵、对卫生、废水、臭味的规定视若无睹的人。其中也有人积极配合政府的卫生政策，贷款改建现代化、封闭式的养猪场。这群人在政府一刀切的政策之下可谓殃及池鱼，贷款还未还清，养猪场就要关闭，生计雪上加霜。截至笔者截稿为止，仍未看到任何报道说明政府对于这种情况是否有补救措施，比如补偿款或者再就业、转行的辅导与支援。政府这样的办事态度，不可谓不心寒。

矛盾其实可以解决

当雪州正为猪肉供应发愁时，砂拉越政府却主动抛出橄榄枝，表示能够供应雪州的猪肉。砂州不仅发展现代化养猪区，还向新加坡出口活猪。其做法包括集中规划养猪区、建立中央废水处理系统、推动封闭式猪舍、强化生物安全管理。砂州并未回避环境污染问题，而是用技术和制度去约束风险。换句话说，它承认养猪有风险，但选择升级，而不是消失——这是一种“把矛盾制度化管理”的方式。

正如砂食品工业、商品和区域发展部部长拿督斯里史蒂芬伦迪所说，砂拉越已准备好扩大向雪州出口活猪，以应对雪州最近实施的养猪禁令。砂州的经验显示，问题并非无解。通过现代化技术和系统化管理，产业发展、环境保护与公共安全可以兼顾，而文化和市场需求也能得到保障。

回到原本的问题——新年没烧猪，可行吗？笔者认为，理论上，餐桌上可以缺少烧猪。毕竟，文化会适应，市场也会调整，让猪肉价格维持在可负担的范围内。只不过，猪肉或许不再是日常的“红肉首选”，而是在某些场合上承担特定礼俗的角色。

但长远来看，猪肉问题不仅关乎食物，更关乎治理与选择。当雪州选择退场，放弃本地养猪产业时，我们可能在无形中让某些文化实践失去立足之地，也让小型农场失去生计。相比之下，砂拉越的经验提醒我们，矛盾并非无法解决。产业发展、环境治理与文化传承完全可以兼顾——关键在于是否有规划，是否愿意通过制度和技术管理风险，而不是单纯用关闭来回应争议。

新年餐桌上缺少烧猪，也许象征一种妥协。但如果政策选择“一刀切”，缺席的可能不仅是烧猪，更是对本地农业能力、文化延续以及多元社会治理信心的削弱。

最终，这场猪肉供应的争议告诉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有没有烧猪，而是我们能否在现代治理中，让经济、环境与文化共存，让社会在变动中仍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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