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河：民间信仰与现代化的挑战

华社民间信仰基本上诞生自传统的农渔业社会，应是较显然的事实。虽说早期也有官僚、文人、业主和工商界人士膜拜民间信仰神祇，如关帝、妈祖、大伯公、九王爷、仙四师爷、拿督公等，但毕竟整体上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及氛围还是以农渔业为主。

辗转至今，本国华社大体上已属工商社会，包括农渔业也多少工商化了。虽说部分民间信仰还能迎合如此转变而维持一定的功能和功效，但却也面对更大的挑战和竞争，即其传统概念、观念和叙事渐已不能“覆盖”整个社群的物质、精神及制度生活，由此更多社群个体开始从其影响力范围游离出去——尤其是皈依了其他主流宗教者，甚至某些人游离出去后还猛烈抨击、诋毁之。

当然，我们不能低估民间信仰的韧性和灵活性，相信部分民间信仰及组织确已自发成功转型为更契合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形态及作风，包括信众结构也包含了更多工商乃至教育水平颇高的专业人士，而这也令其在城市地区得以维持和发展得挺不错，甚至还超越以往以农渔业生态为根基的时代。

惟不管怎样，即便有不少成功的个案，但若从更宏观和长远的趋势来观察和分析，尤其若说纵跨数代人的话，今天的民间信仰，尤其在城市地带，要是仍大体维持目前的本质和形态的话，即使已稍微转型或开拓新功能、新角色，但前景恐怕犹不甚乐观。如此说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虽非海啸般的剧变，但假以时日，毕竟仍会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其对传统事物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或可拿移民到西方社会的华人社群的民间信仰的发展情况来参照，如说美、英、澳、纽及欧洲等国的跨几代华人与民间信仰的关系。甚至，其他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如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日本、韩国等地的几代华人也可拿来观照。

由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已非常成熟，当地华人的下一代很快便被现代语境包围及社会化，若其还能保持与民间信仰的密切关系，那便可证明民间信仰足以应付现代化的全方位挑战。然若其接下来几代华人越来越与民间信仰疏离、脱钩的话，那即如上所述的游离情况已发生，民间信仰失去了其于现代社会的相干性，包括意义和价值。

要知道：移民社群不一定会因新语境的高度现代化而很快就游离出传统信仰的，如说移民到西方的许多穆斯林社群，至少前几代人还会保持与伊斯兰教的密切关系。乃至本国一些佛教、基督教和民间宗教（一贯道、德教会等）的华人信众，移民到西方社会后，尚可保持与原本就积极参与的宗教组织如佛堂、教会等的频密互动。

自不待言，西方社会只是一个参照，且本国毕竟非现代化已高度成熟的社会。但若拿同样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现代化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新加坡、印尼等来对比的话，恐怕也会让人有所警惕。到底多少东南亚的新生代华人，如说90后、00后等，还保持与民间信仰的密切关系呢？或许人们会发现：若不是马来西亚特有的华文教育的溢出效应，恐怕民间信仰的远景会更乌云密布。

于此也说明了民间信仰与传统社会文化宏观生态的被动式关系，即一旦如此生态遭到破坏或阻隔，民间信仰就难以生存。这即为何今天的台湾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仍可见到活跃的民间信仰，因两地虽也经历现代化，但透过语言、文化、习俗、思维、历史叙事等管道，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多少还保持活络。而本国华社虽也类似，但一旦华文教育走弱，如此生态就岌岌可危了。

总之，民间信仰若要在现代化的洪流中站稳脚跟或更上层楼，一来得落力投资或协助传统社会文化生态的保育和维系（尤其华教），二来就是得自我调整、转型、开新，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宗教体系，足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框架和需求——包括如前文已提的，升级为一个能提供更全面伦理价值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