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庆主题定为“昌明大马:与民同在”(Malaysia MADANI: Rakyat Disantuni),除了沿用昌明大马标志作为官方符号之外,主题背后意在强调政府保障人民福祉的任务,同时呼应昌明大马所倡导的团结与繁荣价值观。

所以我们能看到今年的庆典延续了去年的精彩,亮点纷呈:改编版《甜蜜蜜》歌舞表演惊喜登场,RIUH Merdeka 倒数国庆则以舞狮压轴呈现,惊险的梅花桩演出更与国庆主题相互呼应,赢得满堂喝彩。

而在庆典之外,政府也先行推行了许多政策,贯彻昌明政府照顾民众、与民同在的目标。6月时,政府便宣布延续“一屋一国旗”倡议,并扩展至工业及政府机构两个类别,鼓励人民在住家、办公室、商铺、政府建筑甚至私家车上悬挂辉煌条纹。而“慈悯基本援助金”(SARA)的公布,也展现了政府将收入惠及人民的善意,凡18岁以上国民皆获得100令吉的援助金,确实是不分种族、不分群体,帮助了许多有需要的人。

可惜,悬挂辉煌条纹的爱国举动,最后演变成了“挂国旗风波”,慈悯基本援助金对大部分人民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这些可以配合国庆主题的活动,都成了舆论的焦点。这不仅让笔者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断定,今年的国庆主题“与民同在”,已经沦为一场表演,以及一句口号。

因爱国而挂,挂了却不爱国?

在槟城,一名华裔店主因无意中倒挂国旗,迅速被网民与部分政客放大解读,甚至上升至“侮辱国旗”的层面,由此引发民族情绪与政治争议,事件持续发酵。自此,不少民众对在家门口或车上悬挂国旗产生顾虑,担心一个小小疏忽便可能招致网路“抹黑”或政治攻击。

对此,有评论直言,这正是典型的“小题大做”,将“爱国”工具化、政治化。

在八月自发挂上国旗以庆祝国庆、表达爱国情感是行之有年的活动。笔者与许多民众一样,原本也单纯想透过国旗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却发现这种自由似乎存在隐形的限制。

进一步翻阅《尊重国家象征》手册才发现,一些公众认为理所当然的做法,竟可能被视为“不尊重”。虽然马来西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在《东方解读·国旗特备》受访时强调该手册并非法律条文,但她也提醒,若行为被认定为不尊重国旗,政府会严正对待;尤其任何人在未经允许下滥用或修改国徽的行为,更已触犯《1963年徽章及名字(防范不当使用)法令》第414号法令。

问题在于:现有法令是否清楚界定了国旗的使用方式?抑或依然留下模糊空间,让政治氛围和舆论来决定“尊重”与“冒犯”的界线?

倒挂国旗事件说明,身为国民,我们应当理性看待,避免随之起舞,更不该在网路上煽动族群情绪,而应以冷静、理智的言论回应,避免破坏社会和谐。同样地,人民代议士也不应为了政治利益而消耗甚至伤害人民的爱国情感。

与此同时,政府与社会应当营造更开放的空间,让人民能够以自然、自主的方式表达爱国,而不是在压力或功利化的环境下被迫表态。

庆典圆圆满满,补助斤斤计较

另一方面,政府的“慈悯基本援助金”(SARA),让符合资格的人民领取一次性100令吉,也在8月31日国庆日这天可以正式使用。笔者认为,这笔援助金虽然象征著“与民同在”的善意,却也衬托出国庆氛围的矛盾:一边是昂贵隆重的庆典表演,一边是全民斤斤计较那区区100令吉的现实。

马来西亚消费者协会联合会(FOMCA)针对这项政策发表过评论,称这笔援助若善加利用,确实能帮助家庭购买更多必需品,产生实际的节省效果。该协会认为,这100令吉不仅是一份补贴,更是一种象征,反映政府与人民在高生活成本下共同承担的精神。

这也是笔者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慈悯基本援助金确实有帮助,但其象征意义、精神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根据政策,慈悯基本援助金包含了诸多限制。其一,支付方式限制,人民和商家需要透过另一套系统去消费这笔金额,增加工作流程。其二,消费地点限制,仅限全国4500家商店,对偏远地区的帮助几乎为零。其三,消费商品限制,进入指定店家以后还得搜寻指定商品,增加采购的时间成本。其四,时间限制,仅限8月31日至12月31日,人们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消费完毕,否则金额回收。其五,金额限制,100令吉实际上连一个月温饱都提供不了。

我们且把获得援助金的人们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对这笔钱需求不大的人,看到一笔援助金竟有五种限制,自然会诸多抱怨,体会不到政府与民同在的精神。而第二类人,对这笔钱有需求者,也要在同时符合上述五种限制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到这笔福利。

想像一下,一位住在偏远地区的低收入户,不能在就近的巴刹里找那些刚刚捕鱼回来的渔民买新鲜又便宜的鱼,不能向农夫买没有中间商的便宜青菜,必须去政府指定的商家,购买加上了店租、运输、中间商成本以后价格更高的商品,100令吉的购买力剩下多少?几包米、几桶油就花光,想买点蔬菜鸡蛋,都随时会超额。

若他们还对政府感恩戴德,那肯定比热衷于炒作国旗的政客们更爱这个国家,绝对是精神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如果说“挂国旗风波”折射的是执法与民意之间的落差,那么“100令吉援助金”则映照出民生与政策之间的尴尬。前者让人质疑:爱国心是否可以用强制与罚单来丈量?后者则引发另一层思考:在生活成本高企、人民实际困境未解的情况下,象征性的援助究竟能带来多少慰藉?

两件事看似毫不相关,却都凸显了一个相同的问题——政府在塑造国庆叙事时,往往停留在形式与口号,而人民所感受到的,却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

当我们把国庆当作“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年检,就会发现:象征需要温度,政策需要力度。挂国旗不该成为互相指控的借口,100令吉也不该只是节日里得到。

真正的爱国,是让更多人愿意在没有恐惧的日常里,把国旗挂得正确;也是让更多家庭在帐单面前,多一点不必精打细算的喘息。

张孝仪

土生土长的沙巴人、11点妹(华土混血儿的后代),专注东马课题、人文历史及食物永续课题研究以便提高东马的能见度,坚信政策研究是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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