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宗教的本旨应当是感化人心、优化社会，惟这毕竟是个别或局部之见，对于某些人，恐怕宗教的本旨还包括规训、管治、改造，乃至制式化、标准化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以，在这些人看来，信众不是由自由、自主的个体主动聚合而成的，而是由宗教由上而下地圈定和判定的，换言之，宗教无关人权，而是身份、责任和义务。
问题是：宗教是谁呢？自不待言，通常便交由一社会中之掌控大权、操盘全局者负起“宗教代言人和裁判者”的权威角色，主观决定信众的本质和属性，还有应当如何去实践、表现、衡量、证明如此本质和属性的各种行为。虽说民间可能会有一些个人或团体不一定认同之，但由于其执掌大权，要挑战、批评，乃至质疑、抗拒之，都得冒非常大的风险，一般人恐怕担当不起。
即便在某些号称实行民主制的现代国家，就算有律法明文保障个人的言论和信仰自由，但面对态度专横的掌权者和其背后庞大、狂躁的宗教民粹靠山，所谓律法往往徒沦为虚文，恐怕连熟悉它的众多律师和法官也往往不敢吱声，免得惹火烧身（如被冠上不敏感、不尊重，甚至挑衅、污蔑、伤害宗教的罪名），或者不小心触发更严重的政治灾难。
于是乎，在批评文化和制衡机制缺席之下，掌权者几乎可拿宗教理由乃至名号来无限上纲、为所欲为，包括限制、剥夺老百姓的更多自由，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吃、喝、穿、娱乐等行为都被干涉。在于掌权者而言，这就是在落实宗教“优化社会”的大旨。而如此优化是不需要——乃至不可以——通过民主程序的，毕竟在宗教面前，信徒是无权，也无资格讲自由和民主的，只能乖乖遵从头戴“神圣光环”的宗教权威“奉天承运”的一切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现代社会，也确有不少人真觉得宗教就应当超越个人和民主，扮演其专制化，甚至极权化的刚性角色，发挥雷厉的刚性作用。为此某些所谓宗教专家还猛烈批判人权、自由、民主等理念乃来自西方的“毒瘤”、“糟粕”、“阴谋”等。惟说实话，如此集体心态或意识在历史上也并非罕见，尤其在社会面对各种严峻挑战时，往往就会出现对“强权”的崇拜和寄望心理，如一战后的部分欧洲社会。
质言之，上世纪一战后欧洲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就曾借用宗教，虽程度上或许有别。再说像法西斯主义这类意识形态本身就有“类宗教”的味道，多少也是一种民粹化的信仰。若能认真回顾历史，今天的宗教信众应可好好反思一番：真要绕开、撇开乃至摒弃人权、民主和客观公正的法治来寄望于一种刚性的宗教权威以“优化”社会？
也许不能否认，任何社会在演变过程中或都有遭遇急需刚性权威方能镇住乱局、摆正方向、稳定人心的时候，如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大乱”就几度发生。但刚性权威总会以牺牲一定的人权为代价，能免则免也。毕竟人类不是没有进化的能力，何必局限自己于不能和谐解决问题，必须仰仗强权——包括刚性的宗教权威——的宿命？
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博士
